下面，我和大家共同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民国时期二十年代，广东画坛有一个“岭南画派”，是由广东籍画家组成的一个地域性画派，创始人是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是在当时大量涌进的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下形成的一个画派，它的宗旨是“折衷中西，融合古今”，最根本的主张就是用西洋画改造中国画，但是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的，所以他们在绘画实践中就是用日本画改造中国画，近代美术理论家俞剑华先生早年在他的文章中这样介绍道，“广东二高（高剑父、高奇峰）参用日本画法以画国画，一洗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泼色，光怪陆离，色彩斑斓，遂以新派自命”，是很符合实际的。大概是在1921年至1928年期间，高剑父突然到上海拜访他的老朋友黄宾虹，说：我要再次到日本学习绘画，这次要学习很长时间的，黄宾虹一笑了之。可是仅仅不到一个月他又出现在黄宾虹的面前。黄宾虹询问其中的原因，高说：非常感慨啊。我到了日本，日本朋友问我再次来日本的原因，我说这次想用几年的时间好好学习日本的绘画。日本朋友非常惊讶，但是见我学习态度非常诚恳，就把他带到了他们的收藏密室，指着墙上挂着的中国绘画，说这是你们明代画家李流芳、査士标的绘画，我们就是向他们学习绘画的，虽然只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就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让你们大加称赏。你还是赶快回到国内吧，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绘画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你回去好好学习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个故事，东西方两位大师的“巅峰对决”。

1956年7月的一天，毕加索在他的别墅里，从来不穿上衣的他今天很破例地穿了件条子衬衫和很正式的长裤与皮鞋，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大千的要来拜访。这一次代表着东西方艺术的两位绝顶的绘画大师的会晤，非常令人激动和回味。当时，毕加索抱出五本画册来，每册有三四十张。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画的中国水墨画，仿齐白石的花鸟鱼虫，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张大千仔细观看了一番，然后说：“毕加索先生所习中国画，构图新颖、笔力沉劲、而有拙趣，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没有变化”。 毕加索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的听起来。张大千说：中国的毛笔和西方的画笔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可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辩，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就是要运好毛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的作用，才能如具五彩，表现大自然的万千气象。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毕加索来讲是闻所未闻。沉默片刻，毕加索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毛笔写了“张大千”三个字。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我最不懂得，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学艺术！——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以外，白人根本没有艺术，不懂艺术”。他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册页，说：“中国画真奇妙，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有一点颜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毕加索感伤的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张大千和徐悲鸿、刘海粟是同时代人，徐悲鸿和刘海粟都主张引进西方绘画，通过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画。而张大千先去日本、后又到美国，他没有感到中国绘画是弱的。张大千经常非常自豪地说，我就是靠手中的毛笔玩弄乾坤，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这两个事例，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