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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陈振濂《尺牍书法格式鉴定法》
时间:2019-07-02 19:4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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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陈振濂《尺牍书法格式鉴定法》
陈振濂《尺牍书法格式鉴定法》共分上下两篇。观看这两篇《尺牍书法格式鉴定法》，给人的主要感觉，就是强调了“封皮”二字。他在下篇中写到：“尽管也有许多随手写出的文书并没有特定的投寄对象，所以没有[另行顶格]的对方名款职衔称呼（应该在封皮上）……。”陈振濂还写到：“但一封尺牍，在没有封皮同在的情况下，没有对方受信人名讳，日久失记，毕竟不方便。”实话告诉你陈振濂，早在东晋时期普通民间交往的书信，根本就没有封皮。那时候普通民间交往的书信，普遍采用裸信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交流。陈振濂如果硬说故宫《伯远帖》有封皮的话，那么故宫《伯远帖》有封皮举证的责任方在陈振濂，那好就请陈振濂把故宫《伯远帖》的封皮拿出来展示一下吧！我们相信，陈振濂到死他也拿不出故宫《伯远帖》的封皮来。这不是有意的在将他的军，而是他自己硬往死胡同里面钻，自作自受这是事实。实则我们看到在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原作中，既有受信人名讳，同时也有写信的署名。有了这两项就等同于有封皮了。正是因为故宫《伯远帖》中，缺少受信人名讳和写信人署名这两项作为信札的主要内容，硬说故宫《伯远帖》是一封信，根本就不成立。因此陈振濂才一口咬定封皮问题不松口的。没有对方受信人名讳，也没有写信人署名，是故宫《伯远帖》赝品的证据之一，狡辨也没有用。陈振濂在故宫《伯远帖》真伪问题上屡次自己打自己的脸，已经习惯了，也不在乎这次拿不出故宫《伯远帖》的封皮来，再次的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再次重申封皮之说纯属捏造。陈振濂还写到：“从尺牍收藏鉴定的角度上看格式的重要性，其实收藏家有两个要领是容易把握的：第一是内容文法；敬语谦词的用法有无明显漏洞破绽？上下称谓是否妥贴？有无直呼其名？自谦之处有无疏漏？格式用语如抬头方式是否准确？须知这些在古代乃是常识中的常识，只不过今天我们已经茫然无知，需要补课而已。第二是形式，比如一件尺牍的留白、顶格、“抬头”、“敬空”、“批反”等等，是否专业到位？如是真迹，必是百花缭乱美不胜收而细节处无懈可击；但如果是伪造，那么必会顾此失彼破绽百出，以此丰富复杂的文史意识规范，再结合尺牍书法风格技法的鉴定研究，则自然能存真辨伪，与真相所去不远矣。” 看来陈振濂真的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呀！羡慕嫉妒恨的心里是多么的强烈。大家想一想，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原作假如是在他的手里，他还会有这么多的疯言碎语吗？请问陈振濂，在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内容文法中： 一、敬语谦词的用法到底哪里有明显漏洞破绽了？请你拿出证据来，空口无凭。要讲事实，用事实来说话。 二、上下称谓何处不妥贴了？上称谓王珣称呼王穆为伯远，下称谓王珣自称为王珣。这上下称谓何处不妥贴了？而故宫《伯远帖》上称谓是位已故亡之人就妥贴吗？下称谓则无署款也妥贴吗？ 三、在王珣《伯远帖》原作帖文中何处有直呼其名处，请明示？伯远是王穆的“字”，而不是“名”。有历史记载伯远的正名是王穆，姓名王穆，字伯远。二人出于平辈，王珣直呼伯远有何不妥贴？在古代“字”本身就是表示对本人尊重和供朋友称呼的，别人称呼起来感觉亲近，这才是常识中的常识。诸葛亮见周瑜的称呼为“公瑾”。周瑜的回应称呼为“孔明”。在王珣《伯远帖》原作中，王珣称呼王穆为“伯远”是恰如其分，理所当然的。在古代平辈之间称呼“字”，而不称呼“名”，并不是直呼其名。 四、自谦之处哪里有疏漏？王珣自谦“珣顿首”哪里有疏漏了。应该怎么样自谦才叫没有疏漏呢？请陈振濂明示？而故宫《伯远帖》中，王珣与一位已故亡之人自谦“珣顿首”难道就不是有疏漏了吗？ 五、格式用语比如抬头方式怎么不准确了？你陈振濂拿出一个准确的来，让大家看一看。 再请问陈振濂，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形式，有哪些不专业不到位的地方了？有什么懈可让你击之处？什么地方破绽百出了？请你举出实例，拿出证据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你说出口了，你就要对你所说过的话负责任。反之，要说故宫《伯远帖》的形式不专业、不到位，有懈可击，破绽百出，反而是有许多的证据。请看： 1、故宫《伯远帖》用纸经科学技术检测，鉴定结果不是晋纸。此帖用纸不到代，不到位，却硬说此帖是魏晋笔法岂不可笑。实为故宫《伯远帖》用纸不到代，也不到位。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2、故宫《伯远帖》所写内容不真实，也不专业。不符合实用文的文章体裁。作为实用文书信的文章体裁，此帖的写作形式不专业。没有书信的实用价值，帖文内容不真实，书写的文章体裁不专业。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3、故宫《伯远帖》原有宋徽宗题签、印玺被割掉、刮去，充分的证明了故宫《伯远帖》是件赝品。不能因为换了一件乾隆的外衣，因此就改变了此帖赝品的性质。此帖赝品本身的性质没有任何的改变，仅仅换了件外衣是毫无意义的。实则此帖更换外衣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4、故宫《伯远帖》既是行书，也是墨迹。为什么要随既是草书，也是刻本的《三月帖》一起，著录于《宣和书谱》的草书卷中。墨迹的真实性要优于刻本，行书有行书自己的卷。为什么不著录在自己的行书卷中，却偏偏著录在草书卷中，显然是有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5、做贼心虚。作假者明知自己做了亏心的，不光彩的事。所以就既不敢在帖尾署造假者自己的署名，也不敢在帖尾署人家王珣的署名。最后只写了一个“临”字。一封信札尾部没有写信人的署名落款，是违反常理的事情。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6、故宫《伯远帖》从单字上看，每个字都是中国字，但是要将这些单字串联起来看，前后句子矛盾重重，漏洞破绽百出。其文就不是中国文了。全篇文章前言不搭后语。读不成句，念不成文。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7、故宫《伯远帖》没有具体的写作时间。全篇无法解释此帖为哪一年所书写，年号的确认不明确，何年书写无历史背景加以证实。此帖书写年份不明，对于此帖为什么没有年号解释不清。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8、故宫《伯远帖》没有明确的投寄对象。没有受信人名讳，受信人在此帖文中被写成了是一位己作古之人。因此导致：（1）、没有受信人名讳，导致送信人不知此信该往哪里送。（2）、受信人已作古人，导致送信人不敢送。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能送，另一种是不敢送。证明此帖没有明确的投寄对象，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9、故宫《伯远帖》用纸有明显被作旧的证据。明末清初顾复目鉴此帖时纸是“纸坚洁”的。证明这时此帖的纸张还是坚实洁净的，并且没有虫咬的痕迹。但是到了启功目鉴此帖时，此帖的纸张就不坚实洁净了，并且纸张出现了多处虫咬的痕迹。这说明此帖是经过作旧后，又经过了人为的虫咬处理。作旧的目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10、故宫《伯远帖》与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两帖相互比对，证实了宋朝米芾所言，在当时就有一“正”一“诡”两件不同笔法《伯远帖》的事实。通过对这两帖的观察比较我们发现，两帖不但笔法不同，而且两帖的字数也不同。对两帖的帖文进行解读分析后，我们发现故宫《伯远帖》帖文中存有多处错别字的现象。正是因为这些错别字的原故，是造成故宫《伯远帖》无法解读的根本原因。一件书法藏品，只要有一个错别字存在，就可以认定为这件书法藏品是件赝品。何况故宫《伯远帖》帖文中存有多处的错别字了。故宫《伯远帖》帖文中有多处错别字的存在，这也是明显的破绽百出，有懈可击。 陈振濂最后写到：“当代鉴定三大流派中，唯启功先生最擅文史鉴定法之道。没有深厚的国学修养，没有广收博取的眼界视野，是无能为此的。”不知道陈振濂是真心的在吹捧启功，还是存心的挖启功的墙角，拆启功的台。大家想一想，既然启功以文史鉴定法著称，最擅文史鉴定法之道，那么文史中有宋朝米芾曾对王珣《伯远帖》一“正”一“诡”的判定。文史中也有《宣和书谱》的定语“此珣之草圣亦有传焉。”难道这不是文史吗？那他为什么，还以乾隆将吴其贞《书画记》从《四库全书》中被辙出为依据呢？这不是陈振濂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很明显，宋朝米芾的判定和《宣和书谱》中的定语，虽然是文史，但不对启功的口味，而清朝乾隆的态度却与启功气味相投。事实证明，即使是正式、合法、有效的文史，只要不合启功的口味，启功也会将其废弃。这就是所谓启功先生最擅的文史鉴定法之道。逼迫启功走上这条“弃正保诡，弃米捧乾”之路的，正是由于回购方的回购。故宫《伯远帖》真与假的关键，就是看此帖到底是在谁的手里。启功之所以选择鉴真的认定，就是因为故宫《伯远帖》在故宫博物院。这才是启功最终选择“弃正保诡，弃米捧乾”的根本原因。 说实话，当前中国书法藏品乱象丛生的混乱局面，有人形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究其原因，就是有像董其昌、启功、陈振濂你们这些“已是名家”的书法家们造假的造假，售假的售假，鉴假的鉴假，护假的护假而造成的。以故宫《伯远帖》为例，我们看： 一、造假 故宫《伯远帖》的造假行为到底是谁，米芾早有判定“即此真行，已足名家”。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米芾不但善断真伪，并且能断定到底是谁作的伪。从米芾的鉴定中我们看到“即此真行，已足名家”，明确指出了故宫《伯远帖》的造假者，就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 二、售假 尔后，又有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董其昌知假、买假、售假。董其昌得此帖后，为此帖题跋“此为尤物”。但是他却根本就不要这件他所题的“尤物”。购帖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急急忙忙的将其转手买掉了。他是以赝品的价格购进，转手又以真迹的价格售出，从中获取了暴利。这位售假者也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 三、鉴假 然后，又有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启功，看到此帖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终极收藏。无法再像董其昌那样将赝品转让出售了，他回想起当年郭沫若“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的劝阻，经他查证，确实宋朝米芾有对故宫《伯远帖》鉴真不利的判定，确认其回购方的回购结果被“打眼”了。又因故宫《伯远帖》的收藏者是故宫博物院，回购方被“打眼”了怎么办呢？看在回购方“世故人情”的情面上，不得不做出弃米的措施。被迫选择了乾隆将吴其贞《书画记》从《四库全书》被辙出做为依据。他认为不论《中秋》、《伯远》二帖，那怕有一件定为了真迹，回购方也算对国人，对周总理能有份交代。《中秋帖》因为用纸为竹纸，因此只能将《中秋帖》排除在真迹范围之外了，那么只好在《伯远帖》上多做些文章了。于是为了维护回购方的声誉，以献媚讨好为目的。硬着头皮不择手段的也要将这件赝品《伯远帖》定为真迹。这位鉴假者也是位“已足名家”书法家。 四、护假 之后，为了打消人们对故宫《伯远帖》，帖文内容不真实和用纸不到代的疑虑，又有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陈振濂来为此解围。他大讲什么魏晋笔法，大家很清楚，魏晋笔法得是在魏晋时期物质的介质上留存下来文字的笔法。故宫《伯远帖》物质的介质是纸，但是这张纸经鉴定并不是魏晋时期的纸张。既然不是魏晋时期的纸张，那么在这张纸上面所留存下来的文字，也就自然不能称之为魏晋笔法了。骗人的伎俩，一伎不成再换一伎。于是最近又炮制出了一个《尺读书法格式鉴定法》，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封皮问题为核心，企图以学术问题来取代法律问题，蒙蔽过关，蛊惑人心进行护假。他看到启功在鉴定中有利可图，妄图学启功也钻进鉴定圈里捞取一杯羹，于是就千方百计的取悦于回购方对他的好感，不择手段的向回购方献媚。这位颠倒黑白者，也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故宫《伯远帖》的造假、售假、鉴假、护假、的作伪行为，在历史上一直就没有间断过。书法藏品的混乱局面，就是由于像董其昌、启功、陈振濂这些“已足名家”书法家的参与，因而使得赝品频出的。书法藏品中赝品的不断出现，像董其昌、启功、陈振濂这些“已足名家”的书法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他们参与其中有直接的关系。宋朝黄伯思在编著《宣和书谱》的并序《法帖勘误卷》中，就曾对当时那些“已足名家”书法家参与造假、护假的行为表示过愤然。他在《法帖勘误卷》并序中写到“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善既擅长，指在某项技能长于或优于其他人之意。说的是在书法藏品的鉴定方面，书家依据的是笔法，是口味。而鉴家所依据的则是事实，是证据。由此看出，黄伯思《法帖勘误卷》并序中所写的“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的警告，到今天依然不过时。就以故宫《伯远帖》为例，书家强调笔法，而鉴家强调证据。经鉴定故宫《伯远帖》所用纸张，不是魏晋时期的纸张，既然不是魏晋时期的纸张，那么在这张纸上留存下来毛笔字的笔法，也就自然不是魏晋笔法了，更谈不上有什么晋味可言了。 一件文物，特别是字帖。上面有文字记载，但既不知道该字帖上面文字内容所写的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件字帖到底是哪一年所写的，就贸然定为了国宝，岂不可笑。像陈振濂那样，当面对小选手问到“但不知内容写的是什么”时，自己却无言以对。无奈之下便向这位小选手介绍起了王珣的出身、生平和此帖笔法的特点，以及“三希”与回购等。关于这位小选手所问的内容问题，他是一句没说，岂不是丢人现眼。幸亏此事发生在国内，影响面还算不大。目前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中国的藏品，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非常的熟悉。假如此帖如果出境展出的话，如遇到外国文博同行或收藏鉴定专家或新闻记者等，问到与这位小选手同类的问题时，中方将如何回答。难道也像陈振濂那样的解释吗？人家外国人可不听你讲什么魏晋笔法，只听实际的，此帖的帖文内容到底写的是什么事情和写作时间。中国人自己的国宝，自己却不知道这件国宝上面的文字所写的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件国宝是哪一年写的。若在国外报道出去，岂不成为了国际玩笑了吗？岂不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吗？ 就算此帖禁止出境展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文化教育部门将此帖作为考试题来考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作为提拔干部的必考题，也实为不妥呀！这样一来，你让这些考生是说真话呢？还是说瞎话呢？说真话吧，“分”没了，影响考生的一生一世。说瞎话吧，“分”来了，对于考生的一生一世都有好处。因此许多考生便违心的选择了后者。说实话，像这种连考官自己都解答不出来，原本就无解的考题，却硬逼着考生硬性的强选。强迫考生承认故宫《伯远帖》是“三希”中唯一晋代的真迹。否则就要扣分，这真的是在难为我们的考生。 如果真的出现了像书法竞赛中那样的小选手，向陈振濂发问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么考官们，你们是否也会像陈振濂那样，内容和写作时间问题一概回避。只向考生介绍王珣的出身、生平及此帖笔法的特点，和“三希”与回购问题呢？事情明摆着，董其昌、启功、陈振濂这些“已足名家”的书法家们蒙骗了我们这一代，难道还要让这种现象一代接一代的继续下去，继续蒙骗我们的后代吗？ 真金不怕火来炼，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原作不惧怕你的任何挑战，任凭你陈振濂来挑毛病揭短。但是挑毛病揭短必须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合情、合理、合法，并且在尊重历史事实前提的情况之下来挑毛病揭短。如果你违反了这个原则，其后果你自己去想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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