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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头条
谈“国宝回归”回归真伪！
时间:2018-11-26 19:3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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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宝回归”回归的竟是两件赝品
(责任编辑：wanshiqin)
在收藏界“打眼”意味着购买了赝品，是一件非常闹心的事情。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被“打眼”了，还不能说，怕说出去丢人。且又不能退货，只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自认倒霉，实在是闹心。因此有的买家自知被“打眼”了，也要硬着头皮把自己购买的赝品，故意说成是真品。解放初期（1951年）文物部门，从香港回购的《中秋》、《伯远》二帖，就是一起典型的实例。 一、《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过程 解放初期（1951年）文物部门得知《中秋》、《伯远》二帖在香港后，便向政府提出，希望政府能出资购买。请示周总理后做出批示：“同意购买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从周总理的这件批示中，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件批示重点的核心内容是鉴别真伪。重点强调的是在鉴别真伪清楚的前提之下，方能轮到同意或不同意回购。因为在此批示之前，回购人员曾与著名的考古专家郭沫若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郭沫若认为二帖的真伪问题在历史中是有争议的。《中秋帖》早年有人被疑为米临，而《伯远帖》早在宋朝时就被判定为不是真迹了。帖中原有宋徽宗题签、印玺等，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被人割掉、刮去，并未作详细的考证。贸然回购风险极大，反对立即回购二帖。因此启功在讲到解放初期回购二帖时，他说：“《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在当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很大阻力的，这个阻力主要就是来自郭沫若。” 对于回购《中秋》、《伯远》二帖所需48万元的这笔款子，时任政务院第三付总理的郭沫若完全有权力批准这笔钱。根本用不着去惊动周恩来总理。所要出的都是政府的文化教育经费。但是郭沫若认为《中秋》、《伯远》二帖没有一件是真迹，不能将这笔钱用在购买赝品的花费上。钱是国家的钱，也是人民的钱。因为郭沫若拒绝从文化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钱。这就逼得回购方越级请示周总理。周总理一开始让回购人员去找他们主管文化教育的政务院付总理郭沫若，回购二帖这件事情应归郭付总理直接负责。但郭沫若仍然拒绝从文化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钱。因此回购人员再次向周总理请示，并向周总理打了百分之百是真迹的保票。郭沫若因没有亲眼见过晋贤四十帖中的王珣帖，因此无法向周总理打百分之百这样的保票。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总理才决定不出文化教育经费，由国家拨专款回购二帖。所以周总理在批示中就特别的重点强调了，“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这句话。这就是启功所言，《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在当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很大阻力的，之由来。二帖的回购将回购方逼上了绝路，《中秋帖》由于科技检测用纸为竹纸，不得不将《中秋帖》排除在真迹之外。而《伯远帖》如若再不定为真迹，那么回购方将无法向国人交代，尤其特别是无法向周总理交代。故而，即便是自知被“打眼”了，也要硬着头皮说自己回购的藏品是真迹。 二、《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结果 自从《中秋》、《伯远》二帖回购后，结果回购方的心里并不踏实。对二帖的研究，是越研究问题越大，越研究问题越多。《中秋帖》始终没有明确实质性的文解，而《伯远帖》也只是笼统的介绍，这是晋代王珣的一封信。至于信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说的又是什么事情，则亦无明确实质性的文解。发信人和收信人到底是谁，更是模糊处理。特别是对写作的时间，定在了从王珣出生的（349年）到王珣去世的（401年）之间。尤其是对帖中原有宋徽宗题鉴、印玺等，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被人割掉、刮去，作不出任何的解释。在诸多的问题面前，启功却强词夺理的愣说：“此帖尾已不全。”不知启功有何凭据说此帖尾已不全。 事实上此帖世上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一张纸。关于此帖另外的一张纸不但宋朝米芾没有见过，就连《宣和书谱》也没有任何的介绍。再往后说董其昌、吴其贞、顾复包括乾隆，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另外的一张纸，从未有人说过“此帖尾已不全”。真的不知道启功是何时、何地亲眼见过此帖尾后的那张纸。启功为证明此帖是真迹，简直是不择手段，将根本没影的事情，也拿来说事了。 由于二帖漏洞百出，越研究越糟糕，最后只能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聘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潘吉星，授权、委托他采用科技检测纸质的方法，对二帖用纸的纸质原料进行科技检测。检测的目的是，不管二帖的墨迹究竟是不是王献之、王珣原作所写，只要二帖用纸到代，就可以确定二帖为真迹。但是让回购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检测结果，与回购方所想象的检测结果事与愿违。潘吉星纸质检测的结果并不理想，其检测结果恰恰与回购方想象的结果截然相反。二帖用纸都达不到晋代的标准。 《中秋帖》的检测结果是竹纸，竹纸产于宋朝。这样早年有人被疑为米临的观点就得到了印证，最终确定《中秋帖》是宋朝米芾所临。而《伯远帖》的检测结果是晋代没有这种纸，也就是说此帖的用纸到不了晋代。这与数百年前顾复目鉴此帖纸张外观的鉴定结论，是不谋而合的。顾复鉴定此帖“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是说从纸张外观上分析，此帖用纸坚韧洁净，没有老纸那种老气的感觉。老纸不会这么的洁净如新。可以看出，顾复是从纸张外观的角度，分析回购《伯远帖》用纸不到代的。而潘吉星是从纸张用料的角度，判定回购《伯远帖》用纸不到代的。不论是外观上的分析，还是用料上的检测，都证明了回购《伯远帖》的用纸达不到晋代的标准。这充分的证明了，启功讲“此帖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的说法，是想否定潘吉星的科技检测，其结果是徒劳的。因为数百年前顾复早就目鉴此帖用纸不是老纸，到不了晋代。同时也证明了目鉴与科技检测，其结果是不矛盾的，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因为顾复目鉴回购《伯远帖》纸坚洁，没有老纸那种老气的感觉，原因是老纸不会这么的洁净如新。这样才提醒了此帖的拥有人，清初时的进士季寓庸。季寓庸在出售此帖之前，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此帖中原有宋徽宗题签、印玺等从帖中割掉、刮去，以造成此帖从未进入过宋朝廷内府的假象。二是对此帖的纸张进行了作旧的处理，作旧是造假者常用的技法。目的是遮蔽人们的视线，这还不够，还对帖纸故意进行了虫咬的处理。回购《伯远帖》有明显的虫咬痕迹，表明的是作旧时留下的虫咬痕迹。顾复目鉴时纸坚洁，没有虫咬痕迹。帖纸是洁净如新的，虫咬痕迹的出现，说明是在顾复目鉴之后，和安岐收藏之前出现的虫咬痕迹，进行虫咬是作旧的内容之一，也是作旧的证据。宋徽宗题签、印玺在顾复目鉴时还有这些东西，但到了安岐收藏时，这些东西就都不见了。这就说明了宋徽宗题鉴、印玺等割掉、刮去，是和此帖纸张的作旧，并进行虫咬是同时完成的。作旧能骗过人的肉眼，但是却骗不过科技的检测。由此看出启功在虫咬问题上的狡辨，完全是无稽之谈。 通过这次的科技检测，回购方的心里就更不踏实了，更闹心了。辛辛苦苦所回购的二帖，竟没有一件用纸能够达到晋代的标准。最后还得回过头来，继续在墨迹上做些文章为妥。不过这次目鉴吸取了之前目鉴多在此帖文章内容上下苦功的教训，绕开了以往研究王珣以才学文章而显名个人风格不给力的弊端。将目鉴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书法摹与非摹的判断上来。对以往所研究王珣个人风格出现的诸多问题说不通，就不去说。绕开这些问题，回避这些问题。这次目鉴采取了以书法中摹与非摹的方式来决定藏品的真伪。对于这种见到问题就绕着走的鉴定，谢稚柳、傅熹年二人表示强烈的反对。谢稚柳、傅熹年二人认为，将此帖认定为真迹的主要事实不清，主要事实不清则证据不足。证据不足就不可认定为真迹。在这次目鉴的过程中，谢稚柳、傅熹年与启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并非启功所说：“此帖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总之，《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经研究其结果是：（一）二帖的帖文都无文解。（二）二帖用纸都达不到晋代用纸的标准。 三、《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原因 （一）、《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客观原因 《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与其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分析，解放初期刚刚建国，再从历史上看，由于长期的战乱藏品散失严重，战后每逢新的政权执政后，都要想方设法的回笼和补充其馆藏品。《中秋》、《伯远》二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被回购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历史上曾遭到过八国联军的掠夺，清室退位时傅仪的变买和携带，日本侵华时的抢夺，以及国民政府带走的部分藏品等。是造成我国在解放初期馆藏品不足客观原因之一。于是战后新的政权执政后便急于回笼和补充，导致审查不严。愿出高价，收买一些藏品，以充实战后馆藏品贪乏之所需。因此在行为上从重消费，从宽取之。这恰恰给了部分赝品趁虚而入的机会。回顾历史，历来如此。这仿佛成为了一条规律。 （二）《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主观原因 除了历史上八国联军掠夺的部分藏品，清室退位时傅仪变卖和携带的部分藏品，和日本侵华抢夺的部分藏品，以及国民政府带到台湾的部分藏品等，这些导致新政权馆藏品不足的历史客观原因之外，其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主观原因有以下几点： 1、好古。盲目的好古，强求追高古。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将郭沫若反对立即回购二帖的态度，视为是郭沫若在有意的刁难回购方的二帖回购，在故意的为难回购方。由于盲目的好古，对藏品审查不严。 2、争胜。过分的好强，也称过分的自信。回购前，郭沫若曾直言回购方，宋朝米芾的鉴定，是唯一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提醒回购方“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希望回购方能够对宋朝米芾的鉴定先做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决定。但是回购方却对郭沫若的提醒置之不理，表现出了过分的争胜好强和自信。调查研究不到位。 3、扬名。由于长期战乱，藏品散失严重。想在短时期内回笼补充藏品，恢复文物大国的地位。突显个人的政绩，扬个人政绩之名。由于急于求成，导致国家财政的损失。 4、贪功。贪图政绩，好大喜功。为贪功而不识大体。大体指的是大局或大道理。郭沫若从大局出发，保持沉稳、镇静。而回购方则是贪功心切，急于求成。郭沫若关视的是中华文化的大局，将二帖真伪的考证定在了宋朝有原始记载的时期。而回购方关视的是清室藏品的散失，将二帖真伪的考证局限在满清宫廷的局部。大局与局部，大道理与小道理的认识不清。 四、《中秋》、《伯远》二帖回购的教训 事实证明，解放初期回购方从香港回购的《中秋》、《伯远》二帖，是二件地地道道的赝品。其中《中秋帖》已被潘吉星科技检测，证实了其用纸为竹纸，而竹纸产于宋朝，最终确定《中秋帖》不是真迹，是件赝品。而《伯远帖》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被判定为不是真迹了，同样也被潘吉星科技检测所证实，其用纸达不到晋代的标准。 但是对于回购《伯远帖》的鉴定，启功明知： （一）、明知郭沫若反对立即回购此帖，他曾提出宋朝米芾的鉴定是唯一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曾提醒回购方“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希望回购方能够对宋朝米芾鉴定先做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决定。 （二）、明知此帖早在宋朝时就已经被判定不是真迹了，米芾判定“其家世学，草圣有传”和《宣和书谱》记载“此珣之草圣亦有传焉。”对行书《伯远帖》来讲御府所藏真迹无传。只有草书《三月帖》有传。 （三）、明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潘吉星，采用科技检测的方法，对二帖用纸原料的鉴定。鉴定的结果是二帖所用纸张的原料都达不到晋代的标准。 （四）、明知回购《伯远帖》不可识读，谢稚柳、傅熹年二人表示坚决反对将回购《伯远帖》认定为真迹。双方曾就帖文中的个别字如“宝”字与“实”字，“分”字与“心”字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启功不在藏品本身找原因，却埋怨并责怪“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 启功明知上述铁证般的事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一再坚持回购《伯远帖》是真迹呢？其原因就在于所回购的《伯远帖》是件赝品，被“打眼”了。被“打眼”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硬着头皮也要说自己购买的藏品是真迹。这就给大家一个教训，就是专家的话有时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专家有时候也会有私心作怪。有时明明是假的，他会故意说成是真的。明明是真的，他会故意说成是假的。这里不是说专家不懂行，专家什么都懂，什么都清楚，但是私心比一切都重要。 说到“私心”，从历史上看，董其昌是知假、买假、售假。他明知不是真迹，但他购得此帖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就急急忙忙的将此帖售出。季寓庸当知道此帖不是真迹后，将此帖改头换面，将帖中原有宋徽宗题签、印玺割掉、刮去，然后进行作旧和虫咬的处理。之后立即转手出售。回购方在得到此帖后，无法再将其出售。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也要说自己回购的藏品是真迹。 如果启功在鉴定过程中，要是能够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坚持原则的话。那么，回购方花重金从香港回购的二帖，竟没有一件是真迹。这样一来，回购方怎么向国人交代，尤其特别是怎么向周恩来总理交代。面对当年向周总理所作百分之百是真迹的保票，现在竟成为了百分之百是赝品的事实。所以启功明知是购买了二件赝品，其中哪怕有一件要是定为真迹，这样也可以在国人和周总理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因此启功明知被打眼了，硬着头皮也要说这件《伯远帖》是真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