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隐藏在幕后的“修复师”这个职业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很多人对“修复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世界各地的艺术名作修复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作于1494—1498年，高4.6米，宽8.8米，绘于圣玛丽亚寺院食堂一面墙上。这幅壁画在修复中遇到的问题颇多，首先因为时间久远有很多的灰尘，其次壁画画在食堂的墙壁上食堂的潮气、煤烟等废气不断侵蚀此画，导致霉菌蔓生，画面变色脱落；而寺院供暖设备时开时停，温度的变化也造成壁画损害。一代代的修复专家们为抢救此画绞尽脑汁，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收效甚微，甚至弄巧成拙：以熨烫法抗脱落，曾造成画面局部下滑、变形；而经不断修复，一门徒的手变成了“面包”，一门徒的胡子越“长”越长。

　　最后是由罗马文物修复保护中心负责人巴赛利教授和他的团队修复完成，巴赛利说，当年制作壁画通常采用“湿壁”法，要求制作者在灰浆未干之前完成绘画，而达芬奇却采用了“干壁”法。但几年后，就发现色彩粘着不牢，画面出现斑痕并开始龟裂。

巴赛利教授在讲他们是如何修复的

　　他介绍，当时项目组里集合了顶尖的文物修复保护专家，专门制定了修复计划，而计划的特点是“消极修复”。巴赛利说：“当时有人提议把壁画截取下来，在博物馆里保护，但这样对壁画的破坏显然更大。”最后项目组决定在原址进行修复保护。修复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前后进行了20年，花费了700万马克。壁画的修复首先要去除的是5个世纪的污垢、历代修复者涂盖的色彩和使用的其他材料。在18世纪的一次修复中曾使用了石灰，去掉这层渗透于整个画面的石灰质比什么都难，所以修复进度很慢，有时每天仅以毫米计。

　　巴赛利展示了《最后的晚餐》修复后的那面墙壁的照片，在墙壁的后面分布着几十个感应器，“有的是感知墙体变化的，有的是感知温度、湿度的，根据这些数据，及时采取措施对壁画加以保护。”他介绍，为了减少人的气味和灰尘对壁画的毁坏，现在采取了控制游客数量的方式，每次限25人进入。

　　梵高《云空下的小麦堆》

　　据外媒报道，荷兰后印象派大师梵高不少画作中的红色颜料逐渐褪色变白。科学家表示，这一现象可能是梵高所使用的颜料有杂质造成的。

　　比利时研究人员指出，梵高所用的深红色颜料内含有一种罕见的矿物水白铅矿（plumbonacrite），与空气接触后会与二氧化碳发生化学作用，之后分解成白色晶体。

　　研究员利用显微镜分析了梵高1889年创作的作品《云空下的干草垛》（Wheat Stack Under a Cloudy Sky）的颜料样本，发现画中池塘上一块红叶表面已分解成灰色和白色，但表面之下的颜料仍是鲜红色。

　　研究人员表示，这解释了为何梵高的名作《向日葵》（Sunflowers）、《卧室》（The Bedroom）等作品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褪色。研究人员称，这项发现有助于修复梵高画作的颜色，同时博物馆也会调整展览场地的环境及光线，以便更好的保存画作。

《向日葵》

《卧室》

　　伦勃朗《夜巡》

　　《夜巡》的创作完成于1642年，该画作的内容属于当时流行已久城市民兵集体肖像画，长期以来这种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绘画模式，所有民兵一字排开，有人调侃说，只要一剑就可以把所有人斩首。1630年来到荷兰的伦勃朗凭借《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订单不断且出价很高。伦勃朗是接到订单才创作的《夜巡》，只要在《夜巡》画面上出现的人每人都要支付至少100荷兰盾，而画面中心的班宁柯克连长和身边的副官出的价远比这要高。在伦勃朗笔下原本应是静态合影似的画面充满了动感，每个人的动作、神态都不尽相同。班宁柯克显然对这幅画非常满意，还特意出钱请擅长小画像的赫瑞特兰登临摹了一幅，正是这样，我们才知道今天的《夜巡》发生了哪些变化。

伦勃朗 自画像

　　《夜巡》在民兵聚会厅内挂了70多年，于1715年被移至新建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但是由于画作尺幅太大，原本预留的空间不足以放下它，而政府官员们显然也没有要改变自己初衷的意思，《夜巡》像壁纸般惨遭裁切，原作的每一个边都有裁切的痕迹，最严重的当属左侧，不仅裁掉了两名民兵，还切到了现存画面最左侧士官头盔上的羽饰，此举完全打破了画面原有的构图，这种影响不仅仅是裁了个边的问题，想要目睹原作的全貌只能通过赫瑞特兰登临摹的作品了。

　　1885年，国立博物馆正式开幕，《夜巡》被挂在博物馆的正中央，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除了庆祝荷兰薇赫明娜公主的加冕仪式和躲避二战，《夜巡》从没有离开过这里。相比庆祝薇赫明娜公主的加冕仪式，《夜巡》在二战期间的“出走”就没有那么愉快了。1939年冬天。荷兰动员军民参战，《夜巡》被送到离阿姆斯特丹40英里的雷伯德堡，1940年德军入侵时，《夜巡》又被送往北海岸沙丘的特制保险库里，后来这里也岌岌可危，荷兰人又把《夜巡》迁往位于马斯垂克附近的圣彼得堡山深处的山洞，这是《夜巡》最后的避难所。

荷兰国立博物馆的镇店之宝——《夜巡》

　　庆幸的是，在战时《夜巡》并未受到大的破坏，保存状况出人意料，很快它又回到了国立博物馆。讽刺的是，《夜巡》在太平盛世受到的破坏远比战时严重。1975年，失业教师威廉狄莱克持刀割破《夜巡》，他宣称受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的驱使，认为身穿黑衣的班宁柯克是魔鬼的化身，于是对着画面划了12刀，有的甚至划破了画布，馆方后来在地上找到一块三角形的碎片，画作被割得面目全非。为了防止画布下陷，馆方火速展开修复工作，当务之急就是修补画面上班宁柯克处被割掉的部分，然后固定被割破的画布。

　　这次修补工作显然是一次浩大而艰难的工程，工作人员首先将画作从画框上取下，置于地板上的特制工作平面上，画面朝下摊平，由于画作尺幅很大，需要好几个工作人员协作。放平后取下当作衬布的画布，然后用很细的线和树脂从背面接合刀痕，树脂硬化后马上加以稀释，以保证正面不会变形。在调制蜡和树脂融化而成的粘合剂时，其他工作人员将绷好衬布的画框置于《夜巡》的背面。因为画作尺寸惊人，所以工作人员只能趴在临时架起的“桥”上作业。他们在衬布刷上黏合剂，用熨斗将其烫在原作上，当时只有4个工作人员，整个修复工作历时8个月。当时民众是可以观摩修复工作的，工作人员会在午餐和下午茶时间打开遮挡的幕布，接受民众的监督。美术馆也借助这个机会修复了之前的破损，并重新上了一层亮光漆，诸如班宁柯克脸部这种褪色的地方，也重新补了色。美术馆还将整个修复过程拍成了纪录片，以便让公众了解他们如何悉心修复国宝的。

　　1976年，《夜巡》以全新的面貌示人，此后它的身边一直有人守护，全年无休。遗憾的是，1990年意外再次发生，某天上午大约11点钟，一名神志失常的男子混在欣赏《夜巡》的人群中，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毫无征兆地对《夜巡》泼洒酸液。在安保人员上前制止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我是痴迷者，不要打我”，便倒地昏迷。此时，安保人员立刻向画面喷洒蒸馏水，以稀释酸液，作为日常保护措施，蒸馏水就放在画背后。画面沾满了水，就连画框里都积水了，但是别无他法，只能这样紧急处理，好在酸液只穿透了表面的亮光漆，《夜巡》被再度修复。

　　回看《夜巡》每次惨遭破坏的经历，不难看出，美术馆在修复的态度上都十分严谨，尽可能对画作的损害降至最低。虽然画作严重被裁，但后人也知道原作的本来的面貌，在修复的过程中并未“补”、“全”，而是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毕加索《Le Rêve》

　　除了因为时间久远而进行名画修复外，还有一些是因为人为的不小心破坏而进行修复的。毕加索的《Le Rêve》就是如此。科恩和韦恩都是亿万富翁和著名的艺术收藏家，都有收藏毕加索某些特定时期作品的兴趣。而这件《Le Rêve》是韦恩2001年从佳士得拍卖行以4200万美元买下的。围绕着这件作品，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2006年的某一天，韦恩拿出这件作品来秀给朋友们看，结果，他的胳膊肘不小心撑破了画面，一件这么贵的画裂开了一道口子，而就在画作被撑破的前一天，韦恩已经答应以1.39亿美元的价格把这件作品卖给科恩。当然，科恩看到了这件有裂口的画作之后，决定停止这笔交易。

顶级收藏家 科恩

　　韦恩并没有死心，他花了9万块钱去修复这件作品，有趣的是，这段经历也许竟然给这件作品吸引人的程度加了分，科恩最终竟然以比之前出价更高的价格买下了这件作品。对于这次交易，科恩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韦恩的发言人也拒绝了记者希望其对此事谈点什么的要求。

　　莫奈《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

　　由法国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 于1874年创作的《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Argenteuil Basin with a Single Sailboat） 在历时长达18个月的细致修复后，如今在爱尔兰国家艺廊（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 以崭新的面貌再次与观众见面。

　　作为爱尔兰国家艺廊唯一的一件馆藏莫奈作品，该画作因此备受艺廊方面珍爱。可在2012年6月，一名男子在参观艺廊举办的相关展览时，却向这件价值约1000万欧元的画作挥了一拳，也就是这一拳让该件莫奈名作近四分之一的部分惨遭破坏。如今为避免该件名作再遭破坏，爱尔兰国家艺廊方面为它披上了一层‘玻璃外衣’。

损坏的《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

　　尽管该件莫奈画作不再与遭破坏前一模一样，但爱尔兰国家艺廊总监肖恩·瑞恩博德 （Sean Rainbird） 在接受据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坦言：“那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事件，至今仍旧让人十分气愤。如今该画作在专业团队不懈的坚持与全力修复后再次现身展台，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将会在安全问题上投入更多的努力，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提香《提香的情人》

　　这幅被戏称为《提香的情妇》（Titian‘s Mistress）的作品描绘了一位袒胸露乳，衣着短绸皮袍的富家女子，曾一度被认为是在提香1576年去世多年以后完成的。然而，当艺术品修复师Alice Tate-Harte在清除画作上被后人覆绘的多层涂层时，她发现了明显的署名记号--“TITIANUS”（提香作）。

　　“这是职业生涯中千载难逢的时刻，当时修复工作室里没有其他人与我分享（这份喜悦），我只好打电话告诉我的丈夫这件事情。“修复师Alice Tate-Harte说。

　　作品上的覆绘涂层是在18世纪的一次修补中为覆盖画作中明显的损坏痕迹而添加的。当时画作的矩形画框被挤塞进一个椭圆形画框里，并在随后恢复到矩形画框的过程中受到了二次损坏。该作品有可能在西班牙皇家收藏被作为战利品洗劫的时候也遭受损毁。这件作品在几年前被送往英国遗产署（English Heritage）的修复工作室，但由于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作品而被排在修复队伍的后面。如今，它已与其他知名画家的新入作品一样加入了优先队列， 其中包括一幅莫奈的，一幅伦勃朗的，以及一对鲁本斯的布面作品。

　　Tate-Harte谈到画作里的女子时说：“我已经为她竭尽了全力。”尽管如此，画中女子形象仍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损害痕迹。“希望我尽力了，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画作真正的品质。在几经商讨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称它为《提香的情妇》——我们无法得知画中的女子是否为提香的情妇，但对于威灵顿公爵来说这就是他所了解的画作，所以还是比较合适。”

　　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判决》

　　每一个去了梵蒂冈的人都一定看到了享誉世界的西斯廷教堂壁画。在最近这二十几年去的人们一定会对壁画明快的颜色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这明快的颜色正是一场历经二十年的修复工作的成果。在开展修复工作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米开朗琪罗并不是一位色彩主义者，因为他的作品大多颜色暗沉。而最近的这一次修复颠覆了人们的看法。

　　在修复的过程中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壁画的色彩，还包括了壁画的内容。在经过修复后的壁画《最后的判决》（Last Judgement）中，各类人物都或多或少在他们的敏感部位有一块恰到好处的微妙的遮羞布。这些遮羞布在这幅大型作品中并不显得突兀，也似乎没有对画作主要内容产生任何影响。很多时候，它们被观者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作品固有的一部分。然而，这些遮羞布实际上并不是出自米开朗琪罗自己的手笔，而是后世画家添上的。

　　对于艺术来说，教会提出宗教艺术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教，也就是将宗教故事以视觉的形式表达，以让人们能更好的了解圣经传达的精神和教义。因此，宗教艺术必须正确、清晰、恰当地表现描绘故事内容。这恰当性就要求宗教艺术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裸体。于是在西斯廷教堂里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首当其冲被要求整改。当时的风格主义画家便为作品中被认为‘不雅观’的人体部位添上一些遮羞布。

《最后的判决》局部图

　　在大多数作品中，这些‘遮羞布’并未对原本画作的内容产生影响。再次以《最后的判决》为例。现世的人们看到这幅作品首先仍然能认出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到世界末日这一天，曾经去世的人们将会从坟墓中重生，接受耶稣的审判。他们中曾经为善、信仰虔诚的将升入天堂；曾经为恶、信仰不虔诚的将被打入地狱。在这个作品中，遮羞布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的内容，或其影响力，它们的作用仅仅局限于遮羞而已。

　　在最近的这一次修复过程中，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就是否要一并去除这些后世‘画蛇添足’的笔触，还原米开朗琪罗作品争论不休。很多修复委员会成员都赞成删除，然而在一片赞成声中，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声音。委员会其中一个成员说：“我们不可能重写历史，我们也不应该重写历史。后世添加的内容已经成为了壁画历史不可否认的一部分。这些内容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对于社会和艺术不同角度的关注。他们不应该被蔑视，而是被尊重。”

　　这番讨论正好体现了近代艺术史的一个关注点。虽然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具体的开始时间非常模糊，但是艺术史对于历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一条清晰明确的线索。这条线索的各个时间点就是重要的艺术运动，如文艺复兴、印象派、立体主义等。这些运动中被大量记录的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大师”们，而这些大师往往是白人男性。不难发现，在艺术史学家挑选和删减的过程中，艺术史被删减成了整洁的，反映了人类进步的线性叙事书卷。近代艺术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艺术史首先是历史。历史应该是整洁无叉枝的么？历史一定是进步的么？在记录的过程中，那些被遗漏的艺术家们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贡献？艺术史的研究是否不应该局限于那些所谓的影响了大局的“大师”们？由此艺术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拯救被埋没的艺术家”的浪潮。这个浪潮存在的必要性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浪潮在学界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的合理性是另一个需要再讨论的课题。

　　在梵蒂冈壁画修复这个事件中，支持删去所有后世添加物的专家们很明显认为米开朗基罗作为一个艺术家是超越为他添加笔触的那些风格主义艺术家的，所以他的画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被完全还原的。后世艺术家的笔触不如米开朗琪罗这位大师原本的画作重要，所以应该被毫不犹豫的牺牲、删除。这些意见正好体现了传统艺术史学界的局限性。而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正是站在一个尊重历史的角度，提出应该完整体现历史本身，而不是执着于“大师原作”这个狭隘的命题。

　　拉斐尔《带金翅雀的圣母》

　　艺术史中的故事总有些离奇，就比如这幅《带金翅雀的圣母》（Madonna del cardellino or Madonna of the Goldfinch）的历史。这幅画大概是拉斐尔于1505-1506年间完成，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画家的朋友Lorenzo Nasi。不幸的是，仅仅41年后，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一次地震将它和Nasi的房子一起震碎。虽然很快人们就将17块碎片重新钉在一起，但损坏的痕迹非常明显。

　　让人感慨的是，最近在这幅画的老家佛罗伦萨Uffizi博物馆即将展出的不再是古老的复制品，而是历经10年用高科技手段修复成功的真品！画里，圣母玛丽、幼儿受洗约翰和耶稣构成规则的几何图形——一个几乎等腰的三角形，但没有影响三人自然的姿态。圣母玛丽手拿一本书象征智慧；受洗约翰手中的金翅雀象征耶稣将要承受的十字架酷刑，约翰是在向耶稣警示他的命运。

　　修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将500多年来聚积在画上的灰尘去掉，还它本来的颜色。下图就是修复的成果，改变了很多。不知道那些再次看到这幅画的人们有没有惊艳的感觉，不管怎样，这段历史让这幅画更加耐人寻味。

　　来源：艺术市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