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璧互映 相得益彰

—晚明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比较及其它

初中海

关于黄道周的行草书，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中黄公道：“平原此帖初不盛传，晚始出自陈编。今盛行者，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矜丽，以此两种括诸精妙，即怀素所述笔意具矣。天下共传之以为壮丽，今观此贴遒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怀素所述笔意”、“遒媚翩然”，从中可知其行草书的渊源所自、美学倾向及艺术特征。

倪元璐的自出新意，前文论及他没有留下来关于书法的片言只字，只能以其书法实践来印证其书法主张。从其传世的行草书作品观之，确实“新理异态尤多”，除了具备行距疏放、字距茂密的时代书法特征外，又以其用笔之苍深、结体之奇谲而与时人迥不相侔。返观倪公书法历程，除了早期曾学颜、学苏之外，而其自身的艺术敏感、修养悟性以及通过长期书写活动而获得的经验习惯与把握能力，共同造就了非倪莫属的独特书法风格，好友黄道周赞其“要非时妆所貌”，同时代姜绍书评述他的“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清人倪后瞻更是对其极为个性的书风书貌予以充分肯定：“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回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方之历代书家，真天开丛蚕一线矣。”（37）当然，言倪公一笔不肯学古人，显示不符合事实，夸张过甚，即使倪公自己亦不会苟同。但是，倪后瞻论其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自出新意的创造性精神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书法面貌，十分妥当。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处于个性解放思潮中的晚明书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传统的背离与突破。他们与前人书家，仅仅是取诸其意气而已。无论徐、董，还是黄、倪以及张瑞图，在他们鲜明的书法风貌中很难找到前人的影子或依傍的痕迹。即或是邢侗、王铎学习传统、临摹古人，也多是以己意抄录古人帖文。由此反映出晚明书坛的普遍倾向。

其四，交游互益。黄道周与倪元璐自天启二年同年中举开始，终其一生肝胆相照，相互敬重，无论为官为人，均为凛直忠义的正人君子，彼此常相诗文酬唱，互致心曲，翰墨交流，切磋书艺，相学互益。如崇祯四年正月，黄道周因年前上书为旧宰辅钱龙锡辩罪而奉旨回奏三疏，三疏刚下，却已被降三级调用，同时，还受到“浙闱”的攻击，黄道周无奈逐更三疏“乞休”。 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忠臣，愿以职让之。同年十二月，倪元璐有《致黄道周尺牍》、《黄石斋举子，同馆勒双卮以寿》四言诗二首。崇祯五年春正月元夕后，与姚希孟、文安之共同于黄公家中共酌惜别。崇祯十年六月，黄道周具疏辞职，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第二为“至情至性，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崇祯十五年春夏之间，太学士徐仲吉因救黄道周被遣戍，中途专程赴绍兴拜访倪元璐，二人结为好友。倪公作《涂德公太学以疏救予友石斋廷杖遣戍，便道访予山中，临别感赋》五言律诗二首。秋冬之际，黄道周遇赦后东来，和好友陈子龙及学生数人到山阴与倪元璐聚会于倪公宅园，倪元璐作《蒙赐佐枢环召，别石斋兄兼怀牧斋九诸公》七言律讨一首。十一月十四日，黄道周离开山阴后于桐君山舟中将在好友家中聚会时所作五言律诗六首自书成册，寄赠倪元璐为其母祝寿。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祯自缢，倪元璐于家中亦自缢，为国尽忠。黄道周悲痛至极，作四章七言律诗悼之。“不周山撼海波飞，四海空蒙安所归。欲假鸟魂依墓树，拟看龙血溅君衣。”而且，倪公之长子倪会鼎十六岁后即奉父命受业于黄道周。黄道周一生重政治，以社稷为大业，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然而既有《与倪鸿宝论书法》，又有《书倪文正公帖后》，这些都显示了黄、倪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情谊。而且，黄公年长倪公九岁，相互之间的书艺交流中，黄深刻地影响了倪。“因为在元璐书风发展历程中的两次重要转变或飞跃，似乎都是朝着黄道周提出的理想境界演进的”（38）。比如，黄公在倪元璐四十余岁时，曾婉转批评其书法“肘力正掉，著气太琛”之弊，其后倪公书法即向精熟遒媚改进。如作于崇祯五年的《至黄道周尺牍》，从笔势到字形都稍异于己之书风，却与黄书多有相似之处。至崇祯十五年，黄道周遇赦与好友数人前往山阴与倪元璐相会之时，则已对其书法大加赞赏，称其为“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这表明黄道周之审美趣向与书法风格的追求，影响并推动了倪公书法之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