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璧互映 相得益彰

—晚明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比较及其它

初中海

其二，“心”与“笔”、“人品”与“书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重人文尚教化，故历来论文艺必先究人品，古人的书法批评亦多由人品论艺品。历史上，因人废书者不知凡几，因人传书者又不知凡几。中华民族好恶取舍之传统心理，远从先秦而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亘古不灭。黄道周、倪元璐作为正统的儒家弟子，当然不能跳出此藩蓠。黄道周于《书  山示儿文坛后》中曰：“向在都下，偶尔谈书，仆举笔正心正之语应之。时冁然以为腐谈，今见其作示儿诗，综核旧事，便复爽然，有砚北共对之感”。短短几十字，可知黄公之于书法最根本最原则性的认识：人即是书，人品即书品。再联系到他所处的山河欲变风雨飘摇的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他于崇祯十三年遭遇“廷杖之厄”而北寺为囚，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重刑之后苟延残喘用小楷恭笔抄写《定本孝经册》共120部，每一部《孝经》三千余字，可知是他于“笔正心正”书法理论的身体力行。黄道周正是充分运用了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和伦理热情的“笔谏”，使其书法艺术创作具有鞭鞑反对派和昏庸皇帝的政治作用。从倪元璐来讲，自崇祯十年至十六年，于乡间度过了“纷华日以远”“惟无可艳羡”的六年赋闲生活，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讲，居庙堂之上，则为君尽忠；处江湖之远，则是纵情放意尽展艺术才华挥毫丹青之时，此时的倪元璐流连山水，著书立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留连，翰墨交流，文字宴饮，被时人视为“德星聚”，这些人当中有黄道周、刘学周、王思任、涂仲吉、陈子龙等，皆为清远高洁忠君爱国之士。恰在这个时期，倪公书艺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境界。所谓志同道合者，必包括书法在内也。再者，联系倪氏之书画实践，后人评其日“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 （23），由此可知，倪元璐亦是倡导并亲身践行“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书法理论者也。

其三，“传统”与“己意”。黄道周与倪元璐均是有明一代能入古又能创新的代表性书家，非常擅于从传统中寻找立足点，借以出己之意，成就自家面貌。

于传统，史称黄公书学钟繇，倪公主攻苏东坡并兼学王羲之。明代中期吴门书派声势浩大，书家甚多，吴门祝、文、王、陈四大家之后，文氏子弟及弟子如文彭、文嘉、陆师道、周天球、王犀登等皆有书名，但流弊之一，是后学者不知源头，往往以前辈书家为仿效对象，至万历年间吴门书派日趋平庸，而无卓然特立者。是以，黄、倪二公见识超众，勇于从时人不敢涉足之路走出，勇气自非书坛凡夫俗子可比。黄道周云：“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艳，笔意编往，屡见蹊径。颜柳继之，援戈舞锤，千笔一意。自此一还，逐复颇撇，略不堪观。才姿不逮，乃诋前人以为软美，可叹也。宋时不尚右军，今人大轻松雪，俱为淫道，未得言诠” （24）。 “楷法初带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为准。《曹孝女碑》有一、二处似急就，只此通于古今，余或远于同文耳。真楷书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但需得其大意，足汰千靡也” （25）； “章草以下晋魏无复佳者” （26）， “道周素不学书，以为近世作书无复知右军意者” （27）， “今观此贴，犹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者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 （28）。由此可见黄公之书法推崇与审美标准，远追钟、王，于当时书坛的“佻靡”“纤靡”的时风之外，鼎新求变，以遒媚加浑深，而形成自家独特的书法面貌。倪元璐于传统则取法苏、颜，关于这一点，倪公之好友黄道周曾多次于数文中披露个中端倪，“倪鸿宝之为子瞻，不独规摸应则，其神理亦超前矣” （29），“壬午初年，仆见公作书，告人云：鸿兄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其人亦复绝出，诸君讶，未敢信。尝戏问鸿兄，少时作何梦唔，公云：吾十四、五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作字未了，今举授君。仲亦逸少才，其深到奇隽，未必如公，然自晋宋上下，惟逸少、和仲通公一身耳” （30），“倪鸿宝笔法深古，逐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31）。从以上诸论，再参以今日所见倪公书法作品，则大约在翰林院与黄道周、王铎相约攻书时之作，用笔仍多见苏东坡笔意，后来转学颜，在技法上迅速获得提高，对点画及结字的形态把握逐渐稳定，并形成规律特征，如作于天启年间的《秋窗月坠联句楷书轴》、《赠吉生昌化多山诗扇面》，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颜意。但是若从倪公书法风格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苏之影响要比颜之影响更加深入与长久，乃至在倪公其个人风格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作品中，仍能够或隐或现地品味到东坡公的书法气息。

于“己意”，前文已经提及，黄道周与倪元璐各自于传统之中寻找立足点，借以革新，虽然各自追踪不同，但是其主张面貌独立的思想是一致的。黄道周曾于四十八岁时回顾自己的书法道路，“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  气，所见法书，皆随俗依傍。间出已意，坠败甚多” （32），“间出已意”，道出了黄公创新精神之所在，而且点出了黄公很早即立志远离书坛“佻靡”“纤靡”时风，积极探索并建立自家的书法面貌。然则何谓黄公之“己意”呢？“书字自以遵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又自古俊流，笔墨所存，皆可垂训。如右军书《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坐位贴》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33），“今观此贴，遒媚翩然”（34），“此见秦华玉，所镌诸楷法，笔笔遒劲，洞精阵意”（35），由上述诸言可知，黄道周的“已意”所在。他于当时书坛“纤靡”之风的起而变格之处，乃“遒媚为宗”。“遒媚为宗”其实质就是“钟繇为宗”，是排王取钟。刘正成先生认为钟繇作为文人书法家的鼻祖是由王羲之一脉相传的，因而黄道周言中所推崇的“钟繇”，其实是经过王羲之所继承所学的“钟繇”。“真楷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宣示》、《季直》、《墓田》三贴均是王羲之临摹钟繇所得，极为明显地道出其中的关健所在，就是要人仔细辩出王与钟的差别。“在他眼里，这个差别很重要，这就是从虞和到孙过庭所一再概括的‘古质而今妍’的常理，由此可以使人体会到，黄道周所提出的‘遒’，就是要透过王羲之去抓住钟繇的古质。……黄道周学了王羲之的《宣示》《季直》《墓田》，但毫无王羲之小楷的形质与神采，他较王羲之确实更‘古质’和‘遒’。纵观明人小楷，如祝允明、王宠、傅山诸家，确实皆有非二王的拙味和质朴，但是，离二王小楷最远的应该是黄道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