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

　　文化遗产机构要接地气、有温度

　　有必要进一步发现和挖掘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价值，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工作独特的社会功能，使之助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各国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文艺界联组会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建议：

　　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工作在过去五年中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很大成绩。

　　新的时代向文化遗产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现和挖掘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价值，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工作独特的社会功能，使之助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各国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

　　安来顺建议：

　　一是，从增强文化自信高度，统筹各方面的力量，系统化构建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基因库”。

　　建议国家统筹各方力量，系统化构建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基因库”，不仅告诉人民大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启发人们思考“我们将向何处去”，帮助今天的人们建立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是，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立场上，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鼓励文化遗产发挥文化“粘合剂”的作用。

　　当下，我国正处在多种文化形态交织并存的时期，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隔阂的可能性加大。这就需要诸如博物馆这样的文化遗产机构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温度，通过陈列展览、社会教育项目、社区介入活动等，弥合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隔阂，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文化遗产独特的贡献。希望国家出台指导性意见。

　　三是，着眼发现和挖掘文化遗产资源的当代价值，使之成为基于中华传统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助推器”。

　　保存、记录是遗产机构的传统功能，而见证和参与则是这些机构新的方向。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深度挖掘文化遗产资源，形成新的知识，打破部门和学科壁垒，鼓励跨部门、跨学科合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灵感和激情，汲取新的文化创造力量。希望相关政策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切实解决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四是，立足“讲好中国故事”，加大力度，创新方法，让文化遗产工作在国际合作交流中更好地发挥“民间使者”的作用。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

　　成立一个故宫文化集团

　　事业单位认认真真做事业，文化企业正大光明办企业，维护故宫形象，也让文化事业更好地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在两会上透露，今年5月，《清明上河图》将在故宫“动”起来了！

　　在故宫博物院院藏的186万余件文物中，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2015年故宫展出真迹时，观众得排六七个小时队才能一睹真容，甚至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名词“故宫跑”——观众一进宫门就狂奔去看展。

　　数字版《清明上河图》并非简单地将画作数字化，而是在尊重原作学术基础上的再创作，为此，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资料信息部、故宫出版社与凤凰卫视(微博)领客文化、凤凰数字科技组成了专项小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观众真正“进入”《清明上河图》；要把原本隐藏在作品中不易被了解的细节，变成观众能“看懂”的故事。

　　“观众进入这个空间后，会感觉如同乘着一艘小船，回到了宋代，欣赏汴河两岸的风光。一般来说，体验这类产品都需要戴眼镜，但我主张裸眼，戴眼镜玩一会儿可以，时间久了会累，而数字版《清明上河图》长达40分钟。”王亚民介绍，当“乘船游览”完毕，观众还能到故宫的箭亭广场，进入一系列画中出现过的商铺、茶楼、酒肆，“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意空间，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王亚民说，“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而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市场性，是一种企业行为，具有企业的游戏规则，两者并不完全兼容。为什么有的文博单位和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因为你创造了新产品，受到社会关注与大众欢迎，但你并不会得到奖励。”王亚民说，“当我们按照市场规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如果按照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要求来衡量，会不会有损形象？通过文创产品获得的收入，需要全部上交，是否可以留用一部分进行后续的扩大再生产？”

　　王亚民建议，故宫博物院在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主体之外，再成立一个故宫文化集团，“事业单位认认真真做事业，文化企业正大光明办企业，维护故宫形象，也让文化事业更好地发展”。

　　民进河北省委副主委、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张妹芝

　　将长城文化带纳入国家重要战略布局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河北省委副主委、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张妹芝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建设河北长城文化带的建议》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

　　《提案》指出，河北境内长城有分布范围广、年代跨度大、建筑形制多样、价值较高等特点。

　　张妹芝认为，将长城文化带纳入国家重要战略布局，可以使长城文化带建设成为连接京津冀的文化纽带。长城是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其保护、传承、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长城文化带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区。

　　为推动该项工作取得成效，张妹芝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长城文化带建设需要文化、文物、农业、园林绿化、交通、旅游、国土规划、城乡建设等多个部门的协同推进，应系统梳理文物保护、生态涵养、新农村建设、沟域经济发展、旅游等方面的政策，完善政策的衔接与配套，形成合力，同时充分发挥区县在推进长城文化带建设中的主体责任。

　　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国家层面将河北长城文化带建设纳入重点项目支持范围，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将河北省有关项目纳入国家部委工作计划或项目盘子，确保长城及沿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乡村振兴战略得到贯彻落实，全面实现沿线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第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河北境内长城分布的59个县市区中，贫困县占到23个，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多数县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国家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进沿线区县经济转型升级。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科科长吕成龙

　　鉴定市场混乱 人才培养要加强

　　目前使用科技手段鉴定文物还不完全过关，还处于探索和深入研究阶段，文物鉴定最终如何定论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3月4日下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陶瓷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吕成龙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中表示，文物鉴定是目前需要迫切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吕成龙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快速提高和文物拍卖行业在中国大陆出现，民间文物收藏发展迅速。据报道，目前全国有数千万文物收藏爱好者，这既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比如说老百姓拥有藏品后，急切想弄清真假，但因自身能力有限，加之鉴定市场比较混乱、拿着东西不知去哪儿鉴定，致使不知所措。若随便找人鉴定，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花了鉴定费，最后也没定论，成了他们各自的一块心病。

　　吕成龙表示，文物鉴定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造就一个真正的鉴定家非常困难。文物鉴定绝不是通过看看电视、看看书就能学会，它与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成长经历有密切联系。对同一件藏品，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意见也属正常，关键是最终如何定论。特别是目前使用科技手段鉴定文物还不完全过关，还处于探索和深入研究阶段，文物鉴定最终如何定论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无论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是从博物馆征集藏品来说，文物鉴定都是目前需要迫切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吕成龙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应规范鉴定机构，重视鉴定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这种“传帮带”形式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应该给予肯定，并尽快落实。尤其现在有的专家年岁已高，因此一定要认清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尽快把鉴定人才培养起来，以确保这方面的人才不断档。另外，积极探索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进行文物鉴定也很重要。

　　作为陶瓷专家，吕成龙表示，自己也会物色合适的人才，将自己从老一辈专家那里学到的文物鉴定知识传承下去。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主任潘路

　　加强中小博物馆科学仪器设备应用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主任潘路表示，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仅有悠久的千年文化和遗产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加深入的文物科学认知和技术保护应用。对于中小博物馆，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科学仪器设备应用。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时我们经常谈到敦煌在中国，但敦煌的研究在国外，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底气说敦煌的研究是以国内为主”。潘路谈到，这样令人欣喜的改变背后，其最主要的原因要归于我们在文物科学研究方面的进步。

　　上世纪80年代，在对敦煌的环境进行监测的时候，我们与日本、美国、加拿大的合作是非常被动的，在敦煌做的检测数据往往要拿到他们国内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再把数据反馈给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完成。

　　2015年、2016年，在与法国、英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文保单位对我们的技术处理与研究成果已经非常认可。“科学进步以后，当我们要和国际对话时，也要做足功课，加强对文物科学的研究”潘路如是说。

　　潘路坦言，到目前为止，很多中小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是非常落后，他建议，今后在文保领域要加强应用科学仪器设备，积极引进先进仪器。

　　国家博物馆文物艺术品鉴定中心副主任耿东升

　　建议筹建中国古代陶瓷馆

　　各省市地区的古陶瓷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侧重点，中国古陶瓷研究展示的完整性受到限制。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文物艺术品鉴定中心副主任耿东升在文艺界委员联组会上提到应筹建中国古代陶瓷馆。耿东升说，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陶瓷窑场众多，遍及国内各地区，窑址分散，产品丰富，风格迥异，地域性较强。各省市地区的古陶瓷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侧重点，中国古陶瓷研究展示的完整性受到限制。

　　耿东升认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专门展示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场馆，在综合性的博物馆中，古陶瓷展览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囿于场地和藏品的限制，展出的大多是精选出的代表性窑口和馆藏最精美的藏品，许多重要的窑口和瓷器并不能顾及到，观众无法了解中国陶瓷发展的全貌。

　　为此，耿东升建议：

　　在北京筹建中国古代陶瓷馆，陶瓷馆应全面地涵盖各时代、地区的陶瓷窑口的瓷器，设常设展以及不定期的开展各种主题的古陶瓷活动。通过展览等形式，全面系统地把古陶瓷文化展示给国内外观众，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徐里

　　加强全国美术馆博物馆主题性创作的展示与教育

　　目前，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风情的优秀作品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它们没有在国家各级美术馆、博物馆得到充分地展示，还无法影响和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徐里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强全国美术馆、博物馆主题性创作的展示与教育。

　　徐里表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近年来，文化尤其是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繁荣兴盛，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特别是美术事业，在中国美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创作生产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主题性精品力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各地也陆续出现一批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风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它们并没有在国家各级美术馆、博物馆得到充分地展示。这些优秀作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明、直接的传播载体，目前还无法影响和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鉴于此，徐里建议：

　　在寒暑假期间，国家各级公立美术馆、博物馆应该开设专题展览，展示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组织创作的重大主题性美术精品，并配备专业讲解员，将这些作品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传播出去，特别是加大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与引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徐里建议，国家级重点美术馆、博物馆加大对主题性美术创作展览项目的支持，特别是加大对重要时间节点重大美术展览项目的展示与收藏教育的力度。

　　他说，比如，可免除国家重大主题美术展览展示场地租金，并适当延长其展期，增加展览推广传播教育力度，加大对主题性创作的收藏等，让当代真正传播正能量、代表主流价值取向的美术精品走近大众，让更广泛的群体能够共享当代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此外，徐里特别强调，要防止公益公共类美术机构沦为出租场地，过于重视创收，而忽视并弱化了社会教化的公益服务与公共教育的重要功能。

　　“不少国家级博物馆和一些民营美术馆已经走在前面，比如恭王府博物馆、北京时代美术馆等今年已经陆续免费承接国家级主题性美术展览项目，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责任。”

　　徐里希望，有更多的国家级重点美术馆博物馆后续跟进，为新时代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兴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

　　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河南历史悠久，遗留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就是其中一串璀璨的明珠。全国两会进行中，有网友通过大河报两会报道组新成员“大河小AI”传递心声：怎么才能在现实中“看到”隋唐大运河？

　　大河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他说他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提出提案，建议国家“活化”大运河资源，设立专项隋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建设资金，在洛阳规划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梁留科介绍，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鼻祖与重要组成部分，它首次将南北的天然河道与人工工程连接起来，打造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水陆联运新模式，促进了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在大运河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到了元代，由于政治中心东移、北移，经济重心的南移，为了便于南方粮食的运输，大运河被裁弯取直，形成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从而导致隋唐大运河以及洛阳在古代大运河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逐渐被淡忘。

　　目前，有关洛阳与隋唐大运河的研究非常薄弱，而大运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元明清时期。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目前的运河沿线城市，如杭州、扬州、聊城等。河南省在这方面的工作则远远落后，相关研究成果及展示的博物馆也较少。目前，洛阳保存了含嘉仓、回洛仓、洛河、南市、新潭、天津桥等极为丰富、珍贵的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存，如同沉睡的宝藏，亟待被唤醒。

　　“保护、活化这些珍贵的运河文化遗产，发挥洛阳在大运河文化经济带建设中的文化资源与技术等优势，是大运河文化经济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梁留科说。

　　因此，他建议

　　国家在编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统一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文化带建设实践，将隋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国家“大运河建设”的战略布局，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文化交流、对外合作、重点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将近期能够实施的重大项目列入规划，设立专项隋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建设资金，专款专用，用于隋唐大运河相关遗迹的保护、运河文化的传承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

　　“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也是保护的必要手段之一。”梁留科说，洛阳目前建有隋唐大运河遗址博物馆，但规模较小，不足以彰显隋唐特色，应当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真实展现隋唐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增强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

　　在保护和规划的基础上，构建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以华夏文明展示为核心，构建大运河沿河生态旅游带、大运河沿河文化旅游带、大运河沿河休闲旅游带、大运河沿河康养旅游带等，真正“盘活”隋唐大运河遗址。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建议拟开发土地在出让前

　　应完成地下文物抢救发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开发地块地下文物抢救发掘保护方面，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在土地出让给开发单位之后，再进行拟开发地块的地下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而勘探及发掘的经费则由开发单位承担。

　　“这样做带来了两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一是开发企业会想方设法躲避承担地下文物抢救发掘的经费及需要发掘的工期，甚至有的会采取夜间施工方式，那样即使地下发现文物也能悄悄地予以毁灭，从而导致了大量文物、遗迹及相关科学资料的流失。

　　二是开发单位采取找熟人关系及权力部门说情的方式，尽量让开发地块减少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的面积，这样不仅同样会使地下文物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也会让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还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法律的严肃性。

　　近年来，全国已有少数城市关注到这一严重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

　　据了解，江苏省苏州市从2017年开始，已决定由政府的国土储备部门在土地出让开发之前即安排拟开发地块的地下勘探和考古抢救发掘工作，相关文物勘探发掘经费由政府承担，不再向开发企业收取，这样做既保护了文物安全，又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的矛盾。

　　但是，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延用传统做法，以致地下文物在开发过程中被破坏的现象屡禁不止，有识之士对此心痛不已。

　　“现行的由开发企业承担开发地块地下文物的抢救发掘经费及发掘工期的做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行的文物保护法的主要内容，是在1982年制定完成的，当时的土地开发的主体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且土地开发量不大，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还不太突出。”贺云翱说。

　　当前，土地开发企业已大多是私企或股份制企业，他们对自己要独立承担开发地块地下文物的抢救发掘保护经费及发掘的工期，而出土文物都完全归国家所有，甚至如果有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连开发建设项目都可能要被取消等做法不完全理解，于是，地下文物屡被破坏或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便趋向尖锐。

　　因此，贺云翱建议：

　　一是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在拟开发土地出让之前即必须完成地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及发掘任务，以履行法律责任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确保国家文物的安全，同时也能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地下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相冲突的矛盾。

　　二是土地开发之前所进行的地下文物勘探发掘工作经费应由地方政府（如政府土地储备部门）承担，如果当地经费解决有困难，也可以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发掘经费，以体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地下文物保护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短期内在全国全面推行上述两条建议有困难，则至少应先在大中城市予以实行，再逐步全面推广到中小城市。”贺云翱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来做修订时，应将新的成功做法及相关要求列入其中，以永久解决我国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地下文物的安全保护问题。”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加强对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绩效考评

　　2018年是博物馆免费开放的10周年。10年来，免费开放给公共文化教育带来了哪些变化？对新时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哪些新启发？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魏金金的采访。

　　马萧林表示：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10年来博物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0年来，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公众参观数量大幅提高，目前，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达9亿人次。

　　其次，对每一家博物馆而言，这10年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系统内部在陈列展览、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文创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博物馆展览水平和社会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与社会力量的合作不断增多。在向国外推出展览或引进国外展览的过程中，博物馆在国内国际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873家，在2017年5月的公开报道中，在这4873家的博物馆中其中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有4246家，占到博物馆总量的87.1%。“博物馆免费开放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发展可谓独树一帜”，马萧林如是说。

　　与此同时，马萧林也谈到，免费开放的背后，同样也存在一些有待改善和提升的环节或问题，比如少部分博物馆在免费开放之后，对提供更好的展览动力略显不足。

　　对此，马萧林建议：

　　今后应加强对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绩效考评，督促提升其展陈水平，提高博物馆人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

　　同样，今后河南博物院也将在博物馆智慧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展陈水平的同时，开发更多优质的文创产品，让观众可以通过使用、欣赏文创产品来进一步增加对文物的认知和了解。

　　马萧林还谈到，希望中央财政能够进一步加大对免费开放博物馆的经费补助力度和补助范围，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当前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数量已经将近9成，但是也有一部分博物馆并没有纳入经费补助的范围，另外有一些获得经费补助的博物馆现在也开始面临经费不足的现状。因此，中央财政需要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等不同级别的博物馆针对性地加大投入，从而促使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做得更好”。来源：文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