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的水墨图像

文/费硕

    中国当代水墨如果要在新世纪参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就需要将中国水墨画系统内部的问题转化为对现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的研究，进而探讨当代艺术何以通过形式的革新到达现代精神的探索与表达。中国现代水墨之所以对西方艺术开放，在于它的城市文化背景。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征是强调视觉性“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现代主义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的反应：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正是对于运动、空间、和变化的反应，促成了现代艺术的新结构和传统形式的错位。纵观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史，诸多的艺术流派都与城市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印象主义的色彩、立体主义的结构、未来主义的运动与速度、表现主义的激情与反理性、极少主义的物质与触觉、波普主义的商业性与复制性等，城市所给予现代艺术的不仅是结构和形式，更是新的空间观、价值观和未来观。如果说，古典文化与艺术是通过它的理性和意志追求道德伦理的和谐一体，从而对自然的观照与个人内心的沉思反省中体现出一种个体与自然、社会的统一；那么，在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则反应了人类试图在瞬息多变的城市生活中力求扑捉万物变化之流和个体变换迷离的感觉经验的努力。从观照沉思到行动参与，在这种从静到动的美学观的历史转型中，艺术历史的连续性为断裂性、阶段性的风格变化和范式转换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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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水墨能够在新世纪具有跨越地狱而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就不能只停留在纯形式的层面，而需要将中国水墨画系统内部的问题研究转换为更为开放的从水墨角度对现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特别是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从而探讨当代艺术何以通过形式的革新而达至现代精神的探索与表达。以往有关的艺术史研究，往往将艺术史看做是艺术语言和自律性的发展史，晚近以来的西方艺术史界，对艺术史的研究似乎有重新回到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方法的趋向，有关现代主义的产生与现代艺术的形式变革，都已被置于现代城市、现代工业与科技的历史场景中加以观察。

    艺术作品观念和目的性等一切构成精神趋向的内在因素，即作品的精神内涵，是画家毕生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终极关怀。形式不单是指点、线、面纯物质性的语言材料，也不是某种广义上的陈述，而是时代与自我精神内涵天然联系的再现。当代水墨的创作单凭古人创造及使用毛笔这一真真切切的情怀去表现我们当今飞速发展的都市题材、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背景所有的变化以及多种矛盾冲突都值得用艺术的手段去表现，去评判。作为艺术家应对社会——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空间负有一种责任，这是人格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在促使社会进步和给人们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同样带来许多不可估量的灾难。我的作品力求表现的就是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痛苦从而表达现实的深刻关注。水墨图像（现象学）这是意向性的理论，探索图像观看，事物的本真。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本质直观的层面上认识事物的，所以许多事物的认识过程就需要一个本质还原，将这一理念引申到画面中与当代社会背景产生契合和衍生、快节奏的社会发展。工业化喧嚣的城市，铅灰色的天空、废墟、紧张压抑、迷茫，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画面沉重的气息和哲学的思考。当代水墨一定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要与西方的艺术家杜马斯、波洛克、塔皮埃斯、鲁奥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我时常感到，作为一个当代人文画家，面对现实，我们的创作应该是严肃的不是世俗的，也不应该是超然的，更不应该是漠不关心的，不是迎合社会，是对社会的精神引领，否则将会导致作品内在的平庸无力。我们应该面对社会、面对人生，通过独特的绘画语言确立自身的价值和独立人格。水墨画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处在一个颇为自足的传统框架和格式化的境地中。我们这些当代画家，一方面吸收到传统的营养与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纵观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因为我们留下来的作品是给后人看的。所以我们应该整体的理解当代的水墨精神，认真对待辩证理解东方文化的交融与共存。会给我们的作品带来新的生命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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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象绘画这一范畴中的核心概念——“形象”（Image),不单是传统写实绘画所描绘的再现对象（物象），也包括艺术家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可视形象（心象），它意味着艺术家对当代视觉形象的资源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接受、加工、组合与再创，从人类的全部文化传统中获得视觉的想象力，而不仅仅停留于眼前的可视之物。这里所说的“形象”是指艺术家手工劳动所创作的作品中的形象，而“可视之物”则是指客观世界的实存事物。

    新世纪的现代水墨，不仅在水墨材料与技术方面扩展了传统，而且在图像结构与符号组织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有着与传统水墨不同的空间意识和结构方式，在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系统中获得新的意义。笔墨只是多种艺术表现方式之一，与传统水墨的抒情性、诗意化的和谐不同，现代水墨艺术家更多地采用了挪用、变形、错位、拼贴等表现方式，以非叙事性的意念表达，强调了图像性的语言。将中国画引入一个与当代社会生存状态共鸣的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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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所应具有的“文心”，即现代水墨的人文内涵和精神追求它以表达当代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审美趣味为己任，但同时又坚持现代水墨应该从中外优秀的艺术传统中寻找语言的资源与风格的生长点，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无需否认，现代水墨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结构、色彩、肌理、拼贴、观念等。但现代水墨画家要探讨艺术语言的自足性，即语言如何通过表达的方式同现实发生关联，从形态学的角度对传统水墨语言进行解体、重构与再造，通过图像的隐喻、符号的组织，建立抽象与具象的深层文化联系。也就是说，东方艺术的独特性在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深厚意蕴，这也意味着现代水墨从材料与抽象出发，最终与传统水墨殊途同归，都是指向人的精神生存，在逆向性的继承中实现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现代水墨画中的空间意识与结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平面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与之相关的是装饰性与色彩化的增强；另一方面是多样化的空间处理方式所形成的多样化的画面空间，这里既有视觉空间的错位与非逻辑性，也有主观化的情感空间和材料性的触觉空间。由此确立了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生存价值，即中国画的笔、墨、纸、水、色彩诸多元素的组合，能够高度敏感地传达现代人的丰富情感！

费硕

    197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研究生学历。先后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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