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复出，使得人们对故宫《伯远帖》真假问题数百年来的争论，从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书画藏品辨伪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照比较”。现将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这两件藏品进行对照比较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帖文内容的比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帖文内容
1、复出本王珣《伯远帖》译释文：
珣顿首、顿首：伯远你好！首先衷心的祝贺你胜任（胜）临海太守这一要职，并祝你工作顺利，事业（业）有成。目前你哪里的情况（情）如何？当地的文武官员们（群）是否都顺从（从）和接受你这位（之）外遣官员（宾）的领导呢？当然（自）了，凭借（以）你得到（赢）了孝武帝封赏（惠）你太守官职为起点，我坚信你的宏图大志（志在）在之后的事业中，定会得以充分的发挥与展示（优逰）。当我刚开始获（始获）知你此次外出（此出）任职的消息时，真是感到非常的意外（意），我的这种感觉到现在还迟迟不能（不克）取得有效的舒展（申）。我的心里总是感到很别扭（心别），原因是我经常的回想起当初你外出任职之前过去（如昨）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但是，所有的这些却永远都变为（永为）了往事、旧事（晴古），来回忆了。虽然我们远隔（远隔）着高山峻岭（岭峤），却不（不）会忘记，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相（相）互帮助，互为肝胆（胆）的友谊之情怀，是高山峻岭也阻挡不了的。晋人王珣书。
2、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简介及产生的过程与写作时间
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纸本，8行50个字。头尾完整无损。其语言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宣和书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宣和书谱》指出，王珣是以才学文章被孝武帝所赏识的，珣词翰为当时宗师。这就是辨别王珣《伯远帖》真与假的主要标准和原则。东晋末年统治者腐朽软弱，政局不稳。贪官横行，战乱四起。朝廷统治者频繁更换新的主人。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写的就是简文帝执政仅为两年，就被孝武帝政权所取代了。在孝武帝重新组织朝政的初期阶段，伯远作为有志向的青年，并且又有文化知识和远大的理想，被孝武帝派往外地任职所用的。王珣在得知伯远被派往外地任职后，才写出了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可以看出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写作时间是公元373年。
（二）、故宫《伯远帖》的帖文内容
故宫《伯远帖》帖文内容空洞无物，读不成句、念不成文，语无伦次。与中国传统文化脱钩，与王珣才学文章的个人风格背道而驰。故宫《伯远帖》与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对照比较后发现，故宫《伯远帖》错别字频出，还有丢三落四，添枝加叶的现象存在。是造成此帖无法阅读根本的直接主要原因。对此启功、陈振濂还百般抵赖说：
1、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
2、此帖尾已不全。
3、封皮一旦与内页分开，仅看内页文字，并不知道受信对象是谁。
4、但不管如何，封皮上有“主”的名字，而内页则无。
5、只要是发现尺牍起首写对方收信人名字的，必不真。
我们注意到，复出本王珣《伯远帖》起首写的就是对方收信人名字的，请问陈振濂，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到底是哪里必不真？请你拿出正式、合法、有效，并且是合情合理的证据来。不能只图自己一时嘴巴的痛快，说完就了事。不负责任，那样不行。另外，我们也期待着你能够拿出故宫《伯远帖》的封皮来，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个封皮上“主”的名字究竟是谁。
二、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来历的比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是一封祝贺信，是祝贺伯远外出任职一事的，帖中的署名落款是“晋人王珣书”，说明此帖是写于晋朝的。具体是写于晋朝的哪一年，为什么只有晋朝的朝名，而无年号。其实有晋朝的朝名，而无年号，正说明了王珣在写这封信时，晋朝的朝廷正处在一个新、旧政权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晋朝朝廷的性质没有改变，只是朝廷的主人发生了改变。恰恰就在这个时期，伯远被派往外地任职。这时朝廷的主人由孝武帝的新政权，取代了简文帝的旧政权。当时简文帝的旧政权已经消亡，而孝武帝的新政权正处在从地方到中央的逐步建立当中。也就是说旧年号已经过时了，而新年号还没有产生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伯远就被孝武帝派遣到外地任职去了。既然伯远是受孝武帝新政权的委派到外地任职的，因此，王珣在写这封信时，就不能够再使用旧年号了，而这时孝武帝的新政权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建立，这时的王珣并不知道孝武帝继位后，到底会使用什么年号。因此，王珣当时在写这封信时，既不能使用旧年号，同时也没有新年号的产生。所以王珣在写这封信时，就只有晋朝的朝名，而无年号。从年号问题上可以断定，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写作的时间是公元373年，这就是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来历和产生过程。
（二）、故宫《伯远帖》米芾曾判定“即此真行，已足名家”。是说这件行书《伯远帖》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所写的。刘涛《晋贤十四帖》的前尘往事中写到“苏轼也曾前往李玮家观赏这卷晋人帖”。大家都很清楚，苏轼在当时已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已足名家”的书法家了。巧合的是，米芾判定故宫《伯远帖》的造假者，正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正是因为苏轼的这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在李玮家中观赏见到了《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这就给他后来的造假提供了所用的素材。因此有理由判定，故宫《伯远帖》就是出自这位“已足名家”书法家的苏轼之手。在苏轼前往李玮家观赏这卷晋人帖之前，王珣《伯远帖》只有一件。而苏轼在李玮家观赏了这卷晋人帖之后，他得知在宋徽宗所收藏的书法藏品当中，是没有王珣《伯远帖》的。于是为了讨好宋徽宗这位书画皇帝的欢心，因此苏轼就伪造了这件赝品王珣的《伯远帖》，献给了这位酷爱书画收藏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从这时起朝廷内府才有了这件赝品本的王珣《伯远帖》。所庆幸的是时间不长，朝廷就对朝廷内府所收藏的书画藏品进行了一次大的清查整理。任命米芾担任这次清查整理的主检查官。又因米芾也曾在李玮家见到过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当米芾在朝廷内府看到故宫《伯远帖》这件赝品时，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件赝品，当时就判定这件故宫《伯远帖》是件赝品，不是真迹。
又因米芾与苏轼同朝共事，他对苏轼的笔法又了如指掌。尽管苏轼在造假时动了许多的歪脑筋，例如：他在选择用纸的问题上，尽量选用当时人们不常用的纸张，以避免人们在纸张问题上看出破绽。另外还特别注意在笔法上，尽量远离自己平时习惯写字的笔法。还有一条，就是一旦被人们查出这件是赝品的话，他还有一个退身法，就是帖中最后的一个“临”字。另外，他在李玮家中所见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时，看到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中有两枚印章。他在造假时就没有忘了，也要在赝品《伯远帖》中留两枚印迹。因此他就伪造了两枚宋人印，目的是真相一旦败露，便可栽赃于唐人所临。
尽管苏轼在造假时尽量远离自己平时习惯写字时的笔法，但由于米芾太了解苏轼的笔法了，苏轼再怎么远离自己平时习惯写字的笔法，也不能做到完全的脱胎换骨。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过米芾的神眼。苏轼在造假时自己觉得已经做到了天衣无缝，这才敢敬献给这位酷爱书画收藏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苏轼的造假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被米芾所查到。米芾判定故宫《伯远帖》就是出自“已足名家”书法家之手的赝品。这就是故宫《伯远帖》的来历和产生过程。
法律认为，造假是否构成造假事实的认定，主要看造假嫌疑犯是否具备有：（一）造假的条件。（二）造假的动机。（三）造假的方法。（四）造假的目的。这是造假行为认定的四个主要原则，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定苏轼完全具备这造假认定的四个主要原则。请看：
（一）苏轼有造假的条件。
米带判定故宫《伯远帖》的造假者，是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苏轼就是当时当之无愧的“已足名家”的书法家。苏轼作为“已足名家”的书法家与米芾的判定丝毫不差，在这方面他有造假的优势条件。任何造假都离不开需要有高深技能的条件，苏轼完全具备这种高深书法造假的技能，只有具备这种高深书法技能的人，才有这造假的优势条件。
（二）苏轼有造假的动机。
刘涛在《晋贤十四帖》的前尘往事中写到，“苏轼也曾前往李玮家观赏这卷晋人帖”。这说明苏轼在造假之前，曾主动到李玮家，是为了寻找他在造假时所需用的造假素材。主动寻找造假时所需用的造假素材，证明苏轼有造假的动机。
（三）苏轼有造假的方法。
苏轼对于造假的反侦查能力运用的非常娴熟，反侦查措施做的也非常到位。如纸张他选择了一种当时不为人们常用的纸张，这种纸让你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纸。笔法上他尽量远离自己平时习惯写字时的笔法，让你看不出是造假者本人的笔法。为防万一，他还在赝品的最后写了一个“临”字。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伪造了两枚宋人印。其真相一旦败露，便可栽赃于唐人所临，如若没有复出本王珣《伯远帖》进行一对一的“对照比较”的话，则很难破解故宫《伯远帖》的真假。
（四）苏轼有造假的目的。
苏轼造假的目的非常的清楚，他造假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送人。这个人就是当朝酷爱书画收藏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其目的就是为了巴结这位当朝皇帝，讨好、献媚、溜须拍马，拍皇帝的马屁。为了是让赵佶皇帝对他产生好感，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
三、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用纸的比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是原帖原纸，亦无装裱。纸张表面有不规则明显的褶皱，突显出了麻的纤维干燥后自然收缩卷曲的特性。纸张无虫蛀的现象，也突显出了古代的这种麻纸虫是不蛀的。这完全否定了启功关于故宫《伯远帖》用纸虫蛀不蛀的问题。真正晋朝的麻纸虫是不蛀的。而故宫《伯远帖》用纸不是晋朝的麻纸，故宫《伯远帖》用的纸张是后朝所生产的纸张，所以在作旧时就会有许多虫蛀的现象。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由于没有装裱，可以从此帖正反两面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此帖是没有任何作旧痕迹的。而是一种自然老旧的正常现象。因为此帖是原帖原纸，所以此帖也就根本没有再作旧的必要了。
（二）、故宫《伯远帖》不但作旧，而且还进行了虫蛀的处理。为什么故宫《伯远帖》要进行作旧和虫蛀的处理呢？原因很明确，就是故宫《伯远帖》的用纸不是晋纸，用纸不到代。作旧的目的就是要掩人耳目，用假象来迷惑人，欺骗人。证据就是此帖在作旧之前清初顾复对此帖用纸外观的鉴定，和此帖在作旧之后中国科学院潘吉星正式、合法、有效，对故宫《伯远帖》纸张原料科技检测的鉴定为证。因此，故宫《伯远帖》用纸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启功讲故宫《伯远帖》“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这完全是在狡辩加抵赖的态度。
四、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用笔形制的比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用笔形制，为短锋有心鸡距笔所写。这种笔有心、有柱吸墨少。行笔多常见枯墨。出锋短，毛笔硬劲不易折笔，折笔处往往提起再下的现象多有发生。由于这种笔有心、有柱出锋短，因此顿笔处多有贼毫冒出。行笔时常常会出现笔画开叉的现象。在重顿的收笔处多见散锋。我们观看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所使用的用笔形制，完全与晋唐时期所使用的，短锋有心鸡距笔的笔墨特征，是完全相一致的。
（二）故宫《伯远帖》用笔形制。则是宋代无心散卓笔所写。这种笔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裹纸及蓄墨的笔心，吸墨多，行笔不易枯墨。出锋长，折笔处比较灵活，进而增大了实际书写范围。与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相比较，破锋、开叉、散锋现象又不为多见。顿笔处较为圆满，几乎不见贼毫冒出。由于出锋长，吸墨量增大，故而挥笔自如。我们观看故宫《伯远帖》所使用的用笔形制，分明完全与宋代时期所使用的，长锋无心散卓笔的笔墨特征，是完全相一致的。
通过对两件不同形制毛笔所留存藏品墨迹的分析，可以看出，毛笔形制的不同，必然会对所留存藏品墨迹的表现有所不同。而藏品墨迹的不同，又为藏品的鉴别提供了藏品真假断代的证据。具体表现在：
1.前人不可能会使用后人的书写材料——纸张，来进行书写创作。
2.前人不可能会使用后人的书写工具——毛笔。来进行书写创作。
五、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与故宫《伯远帖》流传与鉴别的比较
（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最早出现在米芾的《书史》中，书中记载宋朝李玮曾收藏了晋贤十四帖，其中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就是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米芾是根据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来判定故宫《伯远帖》是件赝品的。晋贤十四帖始终在李玮处，没有任何一帖曾经进入过朝廷内府的证据。晋贤十四帖除了米芾曾见到过之外，还有当时“已足名家”的书法家苏轼“也曾前往李玮家观赏这卷晋人帖”。通过苏、米二人的观赏，证明了李玮家的晋贤十四帖是真迹无疑的。之后，曾服务于北宋王朝李玮的后人到了南宋时期。受到了南宋王朝的排挤。渐渐的家境开始败落，其后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不久便自愿的选择了携带这些宝物，过早的就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去了。从那个时候起晋贤十四帖，包括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在内，就不在中国的境内了。虽然不在中国的境内，但并未离开人间。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境内之所以见不到一件真正的晋贤十四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二）、故宫《伯远帖》曾有两次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我们先看第一次宋朝米芾对故宫《伯远帖》的鉴定：
1.鉴别真伪
“其家世学，草圣有传，今不见其草迹”。在御府所藏王珣一草一行的两件书法藏品当中，唯有草书有传是真迹，但今却不见这件草书的墨迹本流传。
2.谁作的伪
“即此真行，已足名家”。就这件赝品行书《伯远帖》而言，这是一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所写的。明确指出了这件行书《伯远帖》是赝品，不是王珣的真迹。是一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作的伪。
3.伪在何处
“观其下笔，力变右军父子”。观看这位已足名家的书法家下笔的笔法，有力争变为右军父子的趋势。明确指出了伪在笔法。
4.有何证据
“而无一笔诡于正”。将赝品此帖与原作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对照比较后，便可看出赝品此帖中没有一笔真正是王珣本人所写的。证据就是原作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
5.藏家的态度
“所谓，纵任自喜”。对于此帖是这位已足名家某人书法家所写的，这个判定结论，藏家当朝皇帝赵佶还不承认，他还在纵然任性的自我欢喜。
6.鉴者的立场
“古雅有余者也”。鉴者明确表示，依我看来，他赵佶皇帝这分明就是古朴雅致多余的表现，明确表明了自己作为鉴定者，对于鉴定这件行书《伯远帖》真与伪的立场。
我们再看另一次对故宫《伯远帖》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是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利用科技检测此帖用纸纸质的鉴定。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的科技检测呢？这就得从回购方的回购说起，此帖回购前，回购方与郭沫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认为《中秋》、《伯远》二帖没有一件是真迹，因此，郭沫若拒绝从国家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费用。回购方认为此帖是满清宫廷之物，是满清散失之物，并被乾隆称为“三希”之物。郭沫若认为应以宋朝米芾的鉴定为依据。郭沫若说“只有宋朝米芾的鉴定，才是唯一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是真是假问老米”。回购方说“老米早就不在了”。郭沫若说“老米不在问字典”。就这样郭沫若硬是坚决不出钱，双方不欢而散。后来回购方越级再次请示周总理。并向周总理打了《中秋》、《伯远》二帖百分之百是真迹的保票。郭沫若由于没有亲眼见到过晋贤十四帖的王珣帖。因此，郭沫若无法向周总理打百分之百这样的保票。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总理才决定不出国家的文化教育经费，由国家拨专款回购二帖。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回购方有人拿当年周总理同意对购回二帖的批文来说事。他们说是周总理同意回购二帖的，企图把购回赝品二帖的责任推卸给周总理。无独有偶，启功在故宫《伯远帖》专访的电视节目当中，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启功对故宫《伯远帖》的鉴定，是看回购方脸色的鉴定呢。实际上，周总理同意回购《中秋》、《伯远》二帖，是同意购回真迹的二帖。并没有同意回购方拿国家的钱，人民的钱去购回赝品的二帖，二帖购回真伪的问题，是回购方负责人员及识者的事，并不是周总理的过错。周总理批文中讲的很清楚“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辨别真伪。”此次购回了赝品理应由回购方的负责人员及识者负完全的责任，不应把购回了赝品的责任强加于周总理。一味的强调是周总理同意购回二帖的，这就是将购回二帖赝品的责任强加于周总理一人来承担。好汉做事，好汉当。为什么事情办砸了就推脱，不敢承担责任呢？让周总理来为回购赝品的事情背黑锅，明明是回购方自己被打眼了，却硬说是周总理同意购回的，这样做太不地道了。
《中秋》、《伯远》二帖回购后，对于二帖的研究却让回购方为难了。对二帖的研究是越研究问题越大，越研究问题越多。在迫不得已没辙了的情况之下，暂停了对二帖的研究。先从二帖用纸的纸张入手，先确定二帖的纸张到底是不是晋代的纸张。于是回购方就聘请了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并授权、委托他利用科技检测纸质的方法，对于二帖用纸的纸质原料进行了科技检测。检测的结果让回购方大为失望。《中秋帖》用纸为竹纸，竹纸产生于宋代，因此，《中秋帖》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伯远帖》晋代没有这种纸，《伯远帖》用纸不到代，因此，《伯远帖》也不是王珣的真迹。
通过对故宫《伯远帖》两次正式、合法、有效鉴定的分析，我们认为故宫《伯远帖》是件赝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实证明，法帖是不是真品一经被正式、合法、有效的判定，就具有了不可更改的性质，任何妄想改变法帖性质的人（包括乾隆）和事（立为“三希”）等等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