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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故宫《伯远帖》的用笔形制谈一点看法
时间:2017-09-06 22:5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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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故宫《伯远帖》的用笔形制谈一点看法
书画鉴定专家张珩曾在《怎样鉴定书画》书中讲：“鉴定书画应从何处着眼呢？拿什么东西作为依据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方面。鉴定的主要依据应该看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辅助依据方面很多，最常关涉到的是：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潢等等”。这是张珩提出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将张珩的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故宫《伯远帖》的鉴定当中，便会发现： 一、故宫《伯远帖》的时代风格，不是晋代毛笔的用笔形制能够书写出来的用笔形制的时代风格。与晋代毛笔的用笔形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人是根本不可能使用后人毛笔的用笔形制的笔来写字的。 二、故宫《伯远帖》的个人风格，尽管存在隅见晋唐时期有心鸡距笔的书写手法，但明显缺乏晋唐时期那种有心鸡距笔的笔墨特征与风格。所写字迹与诸多晋唐时期书法墨迹的字迹相比较，有很大的出入。 三、《伯远帖》是件孤本，对于这种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不一致的书法作品来讲，正如徐邦达所言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的，是最为特异的了”。很难认定这种风格就是王珣本人的个人风格。 众所周知晋朝那个时代，书画作品的用笔主要以有心、有柱、有被的鸡距笔为主。故宫《伯远帖》虽然隅见晋唐有心笔的书写风格，但是此帖明显缺乏晋唐有心鸡距笔的笔墨特征，即有心鸡距笔时代的风格。晋唐有心鸡距笔的特点是笔毛缠纸有柱，束缚的部分长，而纳入笔管外的笔毛部分出锋太短，故过于劲硬。所以写字时不易转折。吸墨少，行墨时易干枯，用笔劲挺而硬拙，收笔处笔触多露出贼毛、开叉现象。原因是顿笔时有相对独立的副毫与笔心分开。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故宫《伯远帖》就缺乏这种笔的笔墨特征，即是缺乏晋唐时代的时代风格。 南京艺术学院朱友舟博士学论文《中国古代毛笔研究》中，详细的介绍了有心鸡距笔的特点。指出“有心笔采用缠纸绢的制作方法，笔头短而尖锐，蓄墨量较小，使用范围有局限性，尤其书写行草时不能肆意挥洒。笔心缠纸导致大幅的提按、顿挫不灵便。唐以前的书风多具有有心笔的痕迹与影响，而这是唐以后散卓笔无法表现出来的”。 文中以晋王珣《伯远帖》为例，徐邦达曾怀疑王珣《伯远帖》为无心散卓笔所书写，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形成定论。朱友舟接着指出：“宋朝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熙宁后，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可见，有心笔逐渐被无心笔代替的现象。从晋唐书法墨迹的分析，可以推知有心笔短而硬的特点。结合正仓院的有心笔实物分析，由于缠纸裹得紧，尽管吸墨量有所增加，但是仍然与宋以后的散卓笔有差距。据此可以推知，有心笔是一种吸墨不多，转侧不太灵便的劲毫笔，其优点在于解决了硬挺的兔毫原料偏锋及腰软的问题。晋人王珣《伯远帖》可能为这种毛笔所书。徐邦达认为《伯远帖》的笔触特点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的，是最为特异的了”。尤其是他认为“折笔处往往提起再下”的动作分析很是妥帖”。 朱友舟在这里既讲到了徐邦达认为《伯远帖》的笔触特点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奇特怪异的。同时也讲到了徐邦达认为，帖中有些折笔处往往提起再下的动作，与诸多晋唐时期书法的墨迹是一种似像非像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最为奇特怪异的现象。那么晋唐时期书法的墨迹到底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朱友舟继续指出：“从隋智永的《真草千文》的墨迹分析，楷书部分有些捺画以及钩画顿笔处有贼毫冒出；草书部分墨少行笔时，常常出现笔画开叉的现象，也是由于短锋缠纸硬毫形制特点所造成。唐代《祭侄文稿》、《张好好诗》、怀素《苦笋帖》等，大都是使用一种坚硬而看来吸墨不太多的有心笔。《祭侄文稿》最为典型，尤其在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锋开叉的现象，在后文将有分析。《张好好诗》用制作精细的熟麻纸，笔法厚重而硬劲，颇多叉笔，枯笔收锋时多为散锋，当为硬毫短锋所书，这是唐代用笔以及用纸的时代共性特点”。 为什么诸多唐帖的墨迹会出现上述现象，朱友舟进一步指出：“有心笔在使用到其缠纸处时，即达到物理极限，其墨迹与现代笔用到笔根的效果差不多。原因在于笔根处勉强靠动物毛表面在纸上摩擦出笔体内墨迹，所形成的墨迹效果往往开叉，枯涩”。 所以用笔的形制在古代书画作品的鉴定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于如何鉴定古代书画作品的断代与真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朱友舟最后指出：“唐人万岁通天摹（王氏一门法书）中好多粗肥的字，还表现出开叉的笔划，就是因为诸王书原迹用硬笔又吸水不多的缘故，如果用无心软笔，定然不致如此。这显然和宋中叶以来米芾等人写得丰满、肥润、圆熟的书法，如米芾书《复官帖》所用的软软的笔是大不一样的。徐邦达还依照有心笔的特点断定《大道》《中秋》等墨迹应为后人的临摹本，而不是晋代短锋硬毫笔的笔法特点。这两种墨迹笔柔润、婉转，笔头吸墨较多，毛笔重按书写时不开叉，应该为米芾的临本、由此可见，工具的特点以及性能对于书写风格有较大的影响。由晋唐墨迹有心笔笔触的分析，对于我们鉴定书法的断代以及理解临摹晋唐时期书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朱友舟还对无心散卓笔的特点作出论述：“散卓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裹纸及蓄墨的笔心来增大实际书写范围，散卓笔在制作过程中直接选用较短毛料支撑笔形，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笔柱，使等长毛料能制作出锋更长的毛笔，使蓄墨量及书写范围大大增加，达到刚柔相济、挥运自如的功效”。 通过对两个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形制毛笔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毛笔形制的不同，就会影响到书法作品的不同。而书法作品的不同，又为书法鉴定提供了鉴定书法作品真假与断代的主要依据。故宫《伯远帖》书家使用的是宋代的一种长锋无心散卓笔，却并没有完全摆脱书家长期使用晋唐短锋有心鸡距笔的个人习惯与个人风格。所以，所书写的作品才会出现如同徐邦达所言，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特异的这种现象。以致这位书家去世之后，此帖变为了死无对证的局面，不久便发生了米芾与赵佶皇帝的激烈争论。这位书家有长期习惯使用短锋有心笔的习惯，一旦改变了毛笔的形制，也不会马上完全彻底的改变其书家本人长期养成的书写习惯。所以帖中会出现“折笔处往往提笔再下”这种短锋有心笔的书写手法。尽管书家的书写风格有晋代右军父子有心笔的书写手法，但此帖明显缺乏短锋有心笔笔墨特征的事实不能改变。短锋有心笔，顿笔处有贼毫冒出，行笔时常常出现笔画开叉的现象。尤其是在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锋开叉现象发生，笔法厚重而硬劲叉笔多，枯笔收笔处多见散锋。短锋有心笔是晋唐时期的产物，而长锋无心笔是宋代中叶熙宁时期的新型笔型。这种新笔型主要的特点，就是解放了有心缠纸的约束，具有笔锋长、吸墨多、使用范围增大，转折自由灵活的优点，所以由于毛笔的形制不同，书法作品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这是一个时代的时代风格。 毛笔作为书写工具进行书法创作，它与书家个人风格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鉴定一件作品的主要依据。通常一位书家的个人风格的主体与主流部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不管他使用什么形制的毛笔，其个人风格定会表现于作品当中，这是书家个人风格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但是这种表现必须相应这个时代的工具材料。前朝肯定不能够使用后朝的工具材料来进行书法创作的。这就给故宫《伯远帖》的辩伪，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总之在古代书画作品中，使用毛笔的形制与相应的时代同不同步，无疑是鉴定一件作品是否真正出于原作者之手的主要依据。使用短锋有心笔与使用长锋无心笔所写出来的字，决对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时代的风格，是鉴定一件作品主要的鉴定依据。毛笔形制的变化对于书法的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毛笔的形制的变化，对于研究古代书法发展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古代书画作品鉴定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朱友舟最后强调指出：“鸡距笔为晋唐时期毛笔较为典型的形制，采用以麻纸缠裹笔柱的方法，具有尖利挺健但是吸墨不多，转折、顿挫不太灵便的特点。这对于唐代尚书的书风影响很大，许多经典行草墨迹均带有缠纸毛笔的痕迹。宋代以后毛笔的制作发生了重大改变，无心散卓成为主要的制作方法。散卓笔不再有笔心来支撑笔形，也无需缠纸，而是通过加衬短毛散扎而成，这无疑是一种技术的进步。散卓法制笔取料更加丰富，笔的形制增大，种类增多了，它的兴盛为宋代的写意书风提供了客观的工具因素。” 故宫《伯远帖》名为晋代书法作品，但实际上帖中缺乏晋唐时期短锋有心笔的笔墨特征与风格。晋唐时期毛笔的特点是毛锋短粗而硬劲，以麻纸缠裹笔柱，再加披毛，然后深深的纳入管中。管外的笔头很短，因而行笔时受到约束，转折处往往需要提起再下。由于吸墨少行笔中常常出现开叉与散锋现象，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锋，枯笔收笔多见散锋等等，诸多晋唐时期的作品均带有这些短锋有心笔的特点。而故宫《伯远帖》则见不到这些有心笔的特点。唯一让徐邦达感到蹊跷困惑难解的是，帖中偶尔会出现“折笔处往往提起再下”的书写风格实为可疑，徐邦达认为这种动作很是妥帖。妥帖指恰当，很是适合有心笔的用笔动作。这让徐邦达百思不得其解，说此帖是真迹吧！此帖明显缺乏晋唐时期的笔墨特征与风格。说此帖不是真迹吧！但此帖偶尔又会出现“折笔处往往提起再下”的书写风格。所以徐邦达认为《伯远帖》的笔触特点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的，是最为特异的”了。 如今故宫《伯远帖》的真假问题已天下大白。故宫《伯远帖》就是一件宋神宗赵顼熙宁后，至宋徽宗赵佶崇宁前，由当朝名家使用长锋无心散卓笔，仿晋唐短锋有心笔的风格而书写的一件已足名家的作品。正如米芾所言观其下笔，有力变右军父子那个时代的书写风格，但是又缺乏那个时代的笔墨特征与风格，所以而无一笔诡于正。此帖在这个时期出炉主要是因为当朝皇帝好古，从而有人就投其所好，以迎合讨好这位皇帝的欢心。可见米芾所讲“纵任自喜，古雅余者也”是一针见血的点中了此帖的要害。 最近国家出台一项在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查处售卖假文物的行动，遏制以假托文物名义售假坑骗的行为，如果真能从源头彻底的根除这一毒瘤，真的是千秋功德。此时联想起董其昌知假售假，倒卖假文物《伯远帖》害国害民一事深感痛恨。董其昌万历二十六年冬至购得王珣《伯远帖》，又于万历二十六年除夕前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便将此帖迅速转手，售卖于新安人吴廷。并谎称“用卿得此，可逐作宝晋斋矣。此为龙物”等等。此帖如是真迹，董其昌决对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这么爽快的将这千年真迹轻易的拱手相让。这就充分的表明了故宫《伯远帖》不是真迹这么一个事实。可以说董其昌的行为，是售假坑骗蒙人的行为。因为董其昌在古代书画鉴定方面，他决对不是低能弱智之人。董其昌倒卖假文物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翻阅董其昌的历史观之，正如众人对他的评价是，董其昌虽然才艺很高，但他的人品却很低。他是一位才艺高而人品低的两面式的人物。从董其昌对王珣《伯远帖》一买一卖的时间上分析，故宫《伯远帖》根本就不是真迹，董其昌对《伯远帖》的评价全部是骗人的谎言，是为他出售假文物而服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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