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自画像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艺术家杜大恺来说同样如此。那一年艺术高考，他用一张白描赢得了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张仃的青睐。“这个学生一定要录取。”张仃说。

　　问题是，杜大恺并没有学历，所以这个学生也并不是张仃一句话就可以录取的，那年夏天，张仃组织祝大年、袁运甫等先生到了杜大恺的老家青岛考察写生，杜大恺对雅昌艺术网回忆，他就这样陪着先生们一个月，最终几位先生都认为这个学生有资格到中央工艺美院学习，这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1978年，从这以后，我和艺术越来越近了”。

　　这是作为教育家的张仃，爱惜青年才俊，教书育人，一生桃李满天下。

　　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却在大半生都做着身不由己的选择。直到67岁，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离休通知那一刻，他才真正获得自由。“在接到文件的那一刻，年近古稀的他兴奋的就地在院长办公室打了个滚儿。”跟随张仃20多年的王鲁湘描述，他就这样高高兴兴滚出去了。张仃终于可以自由的画画了，再也不用再政治要求和艺术之间做选择。

　　张仃

　　包装新中国：天安门城楼与国徽设计者

　　大时代和大洪流之下，一个人就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在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无数艺术家和设计师们的工作，毫无疑问都会被淹没在红色的海洋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城楼，最初跟其背后的端门是一样的建筑。1949年的开国大典前夕，张仃作为艺术顾问参与了一项紧急任务：如何让象征着封建帝制权威的天安门城楼，变成代表着新中国的新形象?

　　在多个设计方案中，周恩来一眼看上了8盏大红宫灯的方案，这是张仃给出的创意。周总理指示在城楼上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

　　八面红旗、八盏宫灯、主席像和两条标语，这样的天安门形象，从开国大典那天开始沿用至今。

　　从红色延安走来，包装新中国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张仃身上。除了天安门城楼的改造，还包括政协会徽、首套纪念邮票设计，张仃还应周总理之邀，负责中南海勤政殿的改造，也包括国徽的设计，关于国徽的设计，还有一段颇具争议的故事可以讲：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其中，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庄严富丽。一个月后，共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

　　后来，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团队，一是林徽因、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二是张仃带领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但是这两个团队之间却在国徽设计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国徽

　　张仃之子张寥寥谈及，张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用天安门作国徽主要图案的设计思想，这一设计思想以后逐步得以完善。而梁思成则坚决反对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案，而主张以璧为国徽图案。林徽因认为西方的国徽中没有放建筑的先例，把天安门放进国徽中不伦不类，天安门是封建的象征。

　　国徽设计过程，周总理参与

　　最终由毛主席、周总理拍板，确定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

　　后来，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在30年代就曾经测绘过天安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制作技术又是首屈一指的。

　　1950年最终确认国徽设计

　　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团队

　　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3米高的木制国徽，并亲自带人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包装新中国，建国之后，张仃多次被委以重任，当然这样的工作并不突出个人的巨大成就，而多以集体为荣誉。而张仃的内心，却是一个想张扬个性、追求创新的艺术家。所以当后辈在他晚年提及这些“大事迹”时，张仃都说是组织安排的任务，并不过多回忆和描述。

　　因为孤苦伶仃，所以给自己取名张仃

　　张仃原名并不叫张仃，十几岁的他从东北老家逃难出来，流浪在北京街头，他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所以给自己取名张仃。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好朋友丁聪、张祖光也都是小个子，他们喜欢凑在一起。当然，没几个人知道，张仃还是齐白石和黄宾虹的入室弟子，拜过师的弟子。

　　1934年，年仅17岁的张仃开始筹备北平北翼美术家联盟，后来作为发起人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3年，关进苏州反省院，或许这就是为何他后来要去延安，要反对国民党的直接原因。

　　张仃《春劫》 漫画 1936年

　　张仃《买卖完成了》 漫画 1936年

　　张仃《狗仗人势》 漫画 1936年

　　张仃最早出现在中国美术界，是1936年，以画漫画知名。出狱之后的张仃流浪在南京，开始进行漫画创作，给报社画插画、画漫画，寄往上海的几家漫画杂志社。而当时在上海负责漫画刊物的则是张光宇、叶浅予、丁聪等人，他们觉得这些漫画直接的讽刺社会现实，很有力量，就陆续发表，但却不知道张仃是谁，于是就让张仃去上海取稿费。

　　“张仃敲开办公室的门之后，张光宇、叶浅予都不信，眼前的这个半大小子怎么会是张仃呢?张仃应该是个东北汉子呀。”王鲁湘说，就这样张仃留在了上海，他们共同组成了特殊的艺术团体，后来因为抗日分开了，却没有阻碍他们建国之后又聚到了一起，并分别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教学，成为了一生的好友。

　　1940年，张仃与好友在重庆重聚，坐着的为张仃，左三为丁聪，又一为张光宇。

　　延安的红色海洋里，桀骜不驯的张仃

　　王鲁湘多次谈及，张仃成为新中国的大设计师，甚至被称为是“党内首席设计师”，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延安是一个充满着红色热情的圣地，到处飘扬着党旗，年轻人都富于激情的心跳。1938年，很多艺术家都奔赴延安，张仃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的艺术家，也并没有入党。

　　张仃这样描述过自己：“延安7年，我一直未入党，心里一直很矛盾。我虽然信仰共产党，但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不够格，入了怕给党添麻烦，自己也受束缚。”因为没有经过整治审查，张仃在延安并不受待见，后来辗转到“鲁艺”美术系担任教员。

　　“作为一个有着浓厚自由主义倾向的、有着烈火一般热情的年轻人张仃，几乎很难适应延安高度政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氛围;而作为一个在文艺政策上强调歌颂而较为反对暴露的地方，延安熄灭了漫画家张仃继续‘漫画’的热情。”在《张仃的红与黑》一文里，对张仃当时的评价颇为客观，的确，张仃对延安地区内一些刻板的风气始终不屑，但现实让他放弃漫画，转向实用美术设计，这是他不得不选的路，当然，这条路走的游刃有余。

　　张仃设计的延安作家俱乐部

　　就如他打造的延安“作家俱乐部”据说是当时延安最时髦的地方。“毛主席、朱总司令都要带着身边的人去那里跳舞。”王鲁湘介绍。

　　如何在以黄土、灰布为主要色调的延安窑洞里做好设计?张仃发挥了他艺术家的好脑筋。“他用木头钉成几把椅子靠墙放好，再找来毛毡铺在上面做成简易沙发。又用当地农民的筛子做成灯罩，镶在墙上，油灯的光亮从筛子孔中透出，让油灯变成柔和的壁灯。在作家俱乐部的场地中间，张仃把一大块粗布悬挂起来，围成圆圈，圆圈内部安置了一个吧台，著名作家萧军的夫人就在酒吧里卖当地农民自酿的烧酒。”张仃妻子灰娃曾经对媒体这样回忆。艾青当时就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还有，张仃在延安设计的大生产运动成果展览会，美国军事代表团带着记者参观时，都竖起了大拇指，他们很难理解，小米、土豆、玉米这些土特产怎么能展示的这么好看，其实是有张仃的设计意识在支撑。后来，张仃就被委任为陕甘宁地区的美术组组长，负责边区装帧的艺术设计、剧场的舞美设计、服装设计。如此，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城楼、国徽等设计功劳。

　　但是在延安，他似乎始终是一个异类，桀骜不驯的异类。80多岁的时候，张仃画了自己的自画像送给王鲁湘。寥寥数笔，简单的白发、胡须、皱纹和轮廓，准确地画出了桀骜不驯的自己。

　　《辛酉鸡年邮票》 1981年

　　“毕加索加城隍庙”

　　城隍庙、毕加索，两个似乎并不搭界的名词，组合在一起，一个代表了中国封建的民间传统，一个是当时西方最洋气的代表。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艺术家创作方法的尝试，张仃也这样做了。

　　张仃在1960年到云南写生，结合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和毕加索的风格，画了一批这样的水墨重彩装饰画，就叫作“毕加索加城隍庙”。

　　“城隍庙”其实汲取的是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这在张仃的艺术创作中一直都有沿用。“他从小喜欢神神鬼鬼，小时候喜欢去庙里，看到牛头马面，牛鬼蛇神。有一次在自己家的大门上，用粉笔画了一幅出殡图，要了命了，被族长暴打一顿。”王鲁湘介绍，张仃对民间艺术特别热爱，他是中国第一个开始收集民间剪纸的艺术家，中国第一本正式由专业文艺工作收集并出版的延安剪纸艺术选就是由张仃做的。

　　张仃 《苗家绣女》 68×68厘米 1960年代 中国美术馆

　　张仃 公鸡 60年代初

　　可是这批作品却是不合时宜的，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城隍庙是不合时宜的，毕加索也是不合时宜的，一个代表封建主义，一个代表腐朽的资本主义，而这两者相加，则是更加不合时宜的。

　　1961年，张仃拿出这批作品在中央工艺美院做了内部观摩展。“后来他的老学生袁运生说，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学生连去看都不敢去看，风格主义、形式主义的展览能去看吗?被同学告发了是要挨批评的。但这批作品没有对中国美术和美术教学产生更大影响。”王鲁湘坦言。

　　也正是这批不合时宜的作品，给张仃带来了更大的噩运。1966年，这批作品又被人们想起来，去家里翻出来，上纲上线，张仃被批判。“三张桌子摞在一起，让张仃站在上面，吊着牌子，被一巴掌打下来，吓得老爷子魂不守舍。当天晚上就把这批作品打包转给朋友，朋友又拖朋友转移到陕北的老农家里，最终这批被塞到炉膛里，付之一炬。”王鲁湘说，如今留下来的，仅仅是当时为了批判作为“黑画”的一二十张作品，这其中就包括那张大名鼎鼎的鸡票的那幅“鸡”，鸡票是中国生肖邮票史上的第二张邮票，第一张是黄永玉的猴票，如今已经是收藏界的天价藏品，第二张就是这张鸡。

　　张仃 中国画 三味书屋 34X44CM 1954年

　　张仃 中国画 西湖岳庙 44X34CM 1954年

　　张仃 中国画 巴黎组画-流浪汉 70X47CM 1964年

　　一本册页的启发 绝望中开始的焦墨创作

　　经历了浩劫，张仃自己九死一生，儿子也被判处死刑，差点执行。绝望的张仃再也不想画画，甚至几次写了遗嘱要自杀。1974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得以在北京西山附近的农村找到一所石头房子疗养。

　　王鲁湘介绍，张仃身边的所有东西都被抄了，只剩下一本巴掌大小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册页，因为长得太像毛主席语录了，他天天装在上衣口袋里，没有被拆走，这是那几年张仃唯一留在身边的东西。

　　张仃每天看着山，看着黄宾虹的册页，时间一长，他又想画画了，跑到村子里跟小孩子借了纸笔，焦墨画就这样开始。“相比水墨、彩墨，焦墨更符合他当时那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同时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他也只能画焦墨，这一次，他的选择也是不得已的。” 王鲁湘说。

　　从那之后，张仃开始厌恶色彩，家里的一切不能有色彩，甚至包括睡觉的被子。从那之后，他也只画焦墨，只画风景，不画人，就这样，一个焦墨画家出来了，一发不可收拾。

　　张仃 寒尽不知年 纸本焦墨山水 89cm×95cm 199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张仃 中国画 达摩沟废屋 68X138CM 1995年

　　张仃 中国画 旷朗无尘 95X89CM 1996年

　　直到1976年，他重新被调任中央工艺美院担任副院长、院长。一方面收拾学校的烂摊子，建立师资力量、招生、恢复学校，一方面组织大量大型壁画创作，另一方面也在持续着自己的焦墨创作。

　　直到文章的开头所讲，他终于在1984年接到退休通知，踏实的开始了他的水墨创作之路。“我一共跟随他23年，这23年间经常去他家里。先生起床非常早，天没亮一定起床，做早餐、煮咖啡、荷包蛋、烤一块面包，早餐完全是西式的。他知道我还没起，就悄悄推开客厅门，进入画室工作大概3个小时，等我起床之后再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开始画画，一直到中午11点。下午就是看书或接待客人，晚上看《新闻联播》，9点半睡觉，非常规律，出差在火车上也是如此。”王鲁湘回忆，在写生的路程中，张仃在车上从来不瞌睡，永远睁着自己的眼睛寻找自己的猎物，一旦看到哪里适合绘画。就立马喊停车，开始画画。

　　那十多年里，张仃频繁外出写生，走遍了大江南北，尤其钟爱太行山和西北地区，创作了一批焦墨山水力作。但是80岁之后，由于身体原因，医生给他下了禁足令，张仃再也不能外出写生了，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家里，张仃还拿出原来的焦墨画稿，创作了几幅小画，但后来觉得不是面对自然，没有感觉。

　　于是，张仃从此封笔，再也不画焦墨，改写书法，依然每天按照原来的习惯生活。外出时，张仃仍然注重自己的形象，都会认真梳理头发和胡须，走路时腰板一定挺得很直。

　　后记：2010年1月25日，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成立，仅仅一个月之后，2月27日，张仃溘然长逝。2017年，是张仃诞辰一百周年。

　　张仃的一生很难总结。他包装了新中国成立的总体设计，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国徽设计、中南海勤政殿的设计……他也参与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创立，实用美术专业的创立，大量建筑壁画的创作，邮票设计，当然他也是国画艺术家、漫画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却很难用一个词汇准确概括他的身份。

　　2017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用最重要的展厅梳理了张仃的艺术生涯，展览分七个单元，展出张仃先生艺术人生中的历史照片以及漫画、年画、宣传画、工艺美术、电影动画、艺术设计、装饰画、壁画、彩墨画、焦墨山水画、书法等作品近300件，全面呈现张仃一生为中国革命和文艺事业做出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回望张仃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远境界，展示他的创新精神和人格魅力。以此向张仃百年诞辰致以崇高敬意。

　　(特别感谢：文中部分与张仃有关的史实参照王鲁湘 李兆忠编著的《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王鲁湘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讲学——张仃、敬文东 祝勇著《色彩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