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启功关于对故宫《伯远帖》之鉴定（四）

前面说了故宫《伯远帖》用纸的纸质原料问题，这里重点说一下故宫《伯远帖》用纸的纸张幅面问题。故宫《伯远帖》用纸的纸张幅面究竟是多少，也是启功鉴定其真假的一部分。启功在电视节目及《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一文中，对于故宫《伯远帖》为什么读不成句、念不成文的事实，表现出束手无策而无能为力。启功他认为此帖之所以读不成句、念不成文，他把这种尴尬说成是因为“此帖尾原已不全”而造成的。他认为此帖还应有另一张纸，若将两张纸放在一起看，此帖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按启功的论调，就会引出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晋纸到底究竟有多大，是不是真的像启功所言“此帖尾原已不全”。还需有另外的一张纸呢？
我们查阅故宫《伯远帖》流传的历史，不难发现历史曾经记载此帖的原纸上，曾有宋徽宗题签、印玺及宋代章，尔后在明末清初时被人切割掉了。
暂时姑且不谈为什么好端端的原帖、原纸，为何原因被人切割掉一部分。先就被人切割掉的这部分纸的纸幅面到底有多大，被切割掉的这部分纸的纸张幅面可不可以写字，能否被作者有效的利用，进行了初步的核对。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一文。潘吉星文中指出：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纸谱》（公元986年）云：【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X43.4厘米，小纸22.9X33.7厘米。但我们对出土实物测量后得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为23.4X35.6厘米。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纸为大。笔者（潘吉星）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得出的结果如下：
两晋南北朝时纸幅及抄纸器大小

长宽类型时代	两晋		南北朝
长宽类型时代	甲种（大纸）	乙种（小纸）	甲种（大纸）	乙种（小纸）
直高（公分）	26~27	23.5~24.0	25.5~26.5	24~24.5
横长（公分）	42~52	40.7~44.5	54.7~55.0	36.3~35.0

由上述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潘吉星对两晋南北朝时几十种纸样实测结果是：
1.      大纸的幅面是27X52厘米=1404（平方厘米）
2.      小纸的幅面是23.5X40.7厘米=956.45（平方厘米）
二、北宋苏易简提供晋纸尺寸，换算后得知晋纸大小是：
1.      晋代大纸幅面是31.3X43.4厘米=1358.42（平方厘米）
2.      晋代小纸幅面是22.9X33.7厘米=771.73（平方厘米）
三、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王珣35岁那年一张完整小纸是：
23.4X35.6厘米=833.04（平方厘米）
四、故宫《伯远帖》用纸幅面是：
25.1X17.2厘米=431.72（平方厘米）
通过这些简单数字的比较，不难看出:
问题（一）无论是潘吉星对几十种古纸纸样实测的结果，还是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王珣在世35岁那年的一张完整小纸的幅面，以及北宋苏易简对晋纸幅面的记载表明，其晋代小纸张的幅面都大于故宫《伯远帖》用纸幅面的一倍左右。这充分的证明，王珣用一张纸完全可以满足他写完这封信，无需再另用一张纸完全符合客观事实。
问题（二）故宫《伯远帖》用纸幅面是25.1X17.2厘米=431.72（平方厘米）。而这431.72（平方厘米）并不是故宫《伯远帖》原纸的幅面，大家知道，故宫《伯远帖》在明末清初以前，曾有宋徽宗题签、印玺及宋代章。而这部分用纸的幅面在明末清初被人切割掉了。这部分纸的幅面到底是多少已无考证。但这部分纸张的幅面可以肯定，是可以被原作者书写并有效利用的。所以故宫《伯远帖》如果是真迹，那么真正的纸幅面远远不止431.72（平方厘米）这么小。书写者写完最后一个“临”字，就没有继续再写，说明此帖书写到此处就为止了。如果要继续书写，那么明末清初被切割掉的这部分纸张幅面，则完全可以被有效的利用。
问题（三）启功讲“此帖尾原已不全”。“帖尾原已不全”无非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情况是写帖时用的就是这两张纸。另一种情况是写帖时用的是一张纸，尔后被人割掉一部分，变为一分为二。
1.      分析第一种情况，写帖时用的就是两张纸。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不可能发生在没有写完第一张纸的情况下就留下部分空白纸幅面，然后再用另一张纸继续书写。而且宋朝装裱时，也没有发现两张纸装裱在一起的现象，以及两张纸分别进行装裱情况的发生。何况晋纸最小纸张幅面也几乎是故宫《伯远帖》的一倍。所以没有必要写帖时用两张纸来书写，
2.      分析第二种情况，写帖时用的是一张纸，尔后被人切割掉一部分。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帖中前后的两枚残印，就限制了墨迹所占纸张的幅面。特别是穆棣老师提出所谓“殷浩”残印（笔者认为，实为普通宋代章才沦为残印的）。实为造假者随意刻几枚收藏章，以示此帖之前为人所收藏过。欺世盗名，是欺骗世人窃取名誉的手段罢了。此残印前帖中共有五行、47个字。残印紧靠第五行而盖，这说明了第五行就是帖尾。因为每位收藏者都很清楚，收藏印是不会盖在墨迹中间的行与行之间的。都尽量躲开原作者墨迹而盖，一般都会盖在原作的四周之外，不会盖在墨迹行与行之间。不过也有极为特殊之人如乾隆。故宫《伯远帖》如果真的有第六行，那么印迹必然会压在第六行的墨迹上面，这样做无疑会对原作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谁也不会这么去做，所以此帖的第五行就是帖尾。如果此帖真的是被人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也应当在第四行与第五行之间进行切割，或者在第六行与第七行之间进行切割。以便保留第五行与第六行之间收藏印的完整性。所以事实证明，由于第五行收藏残印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此帖原帖共五行，47个字的事实。可以看出所谓“殷浩”残印所盖的位置，正是帖尾的位置。帖中留有所谓“殷浩”残印，是为了此帖墨迹的完整性，若将全部所谓“殷浩”残印置于此帖墨迹之外，上下划一条直线，就会发现帖中的部分墨迹，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明末清初在切割时，不得以才保留了此残印。事实证明启功“此帖尾原已不全”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无事实根据，证据明显不足，不切实际，主观意断。
古代书法作品的鉴定有惧于皇威而不敢说真话的遗憾，这在乾隆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乾隆十年他得故宫《伯远帖》，历史上这正是乾隆大搞文字狱的鼎盛之时。故宫《伯远帖》此时进宫，有哪位老臣敢直言此帖不是真迹呢？在乾隆那个文字狱时代，溜须拍马者可以升官发财，直言相劝着有大牢之灾，甚至丢掉老命，殃及全家。所以众臣们就任其为所欲为，任他随心所欲，无人敢直言。这一点与启功是不一样的，启功不是不敢直言，而是他根本就不想直言。启功与清诸老臣亦有共同之处，同样十分清楚宋朝曾鉴定此帖不是真迹。清老臣是为自保而不敢直言，而启功则是从骨头里，就一心想废弃和推翻宋朝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而不想直言。心甘情愿做乾隆护假的马前卒。一个是不敢直言，另一个则是不想直言，两者是有区别的。书画作品中“伪”的各种涵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一件作品而言，明知是赝品，硬说是真迹，这就是作“伪”。造假是作伪，护假同样也是作伪。只有造假的，没有护假的，再怎么伪也伪不起来。书画作品之所以有假，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些护假人的保护。护假是造假的帮凶，同样是作伪行为。
书法作品有假各朝不同，不止当代。历史文化越是久远，人们好古的需求心就越发强烈。因而就会产生了许多伪造的书法作品，以应付当时社会各式各样不同人群的需求。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皇宫也会出现这么多赝品伪作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皇宫的这些书法作品也都是从民间而来，是来自民间的作品，皇宫自己本身并不会产生这些作品，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于是就下令广收王书。并以高价为诱饵，然尔当时民众自然所知王书的价值，于是便临摹伪造了许多的王书，将临摹副本进献之，以次充好。另外在进献的过程中，不断有地方和各级朝廷官员在得到王书极为少数的真迹后，层层扒皮劫流伪造。真留伪献的现象不在少数，如此一来，真正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府中的真迹则是少之又少，寥寥无几。所以历朝历代的进献之物大多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皇宫也会出现这么多的赝品伪作之道理了。
故宫《伯远帖》乃是宋朝造假者所进献，是通过宋朝米芾正式、合法、有效的传统目鉴定论，以及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潘吉星，运用科学检验该作品用纸原料成分所确定的。科技检验断代，传统目鉴断人，是目前鉴定古代书法作品真假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启功所言“此帖尾原已不全”毫无道理，是完全错误的，无任何证据的支持。

(责任编辑：wanshi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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