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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启功关于对故宫《伯远帖》之鉴定（续）
时间:2018-02-05 21:38 来源:号外艺术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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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启功关于对故宫《伯远帖》之鉴定（续）
启功对故宫《伯远帖》之鉴定，按照他在电视节目中所讲的，可以分为流传部分、回归部分及鉴定部分。前面主要谈的是流传部分的追本溯源问题，现重点谈一下启功在谈起故宫《伯远帖》回归部分及鉴定部分的主要错误。 一、回归部分 启功在电视节目中，他回忆起故宫《伯远帖》解放初期回归时谈到，此帖的回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很大阻力的。这个阻力主要来自郭沫若等人竭力的反对，给故宫《伯远帖》顺利的回归带来了许多障碍。郭沫若认为此帖宋朝时米芾曾对此帖做过鉴定，鉴定此帖不是真迹。周总理重申此帖的回购一定要慎重，一定要保真。并指示要求回购人员事先请教一下郭沫若先生，做到万无一失，不可大意。回购人员无奈，只好按周总理要求找到了郭沫若并说明了来意，郭沫若对回购人员讲此帖：“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但是回购人员一再坚持此帖是真迹。由于双方各执已见，最后周总理决定先派人员前往香港对此帖进行鉴别再说。后来回购人员将鉴别结果报知周总理，这样周总理才同意回购此帖。需要指出的是，此帖不是真迹而回购的责任，应在于当时的回购人员，因国内长期战乱后文物流失严重，又急于补充文物的数量而走眼。负责鉴别文物真假之事主要由他们来完成，责任很明确应由回购人员来承担。 启功接着讲到：“对于此帖的鉴定，历史上只有宋朝那次和本次鉴定才是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此帖近千年来一直受宋朝那次鉴定的影响，现在是到了该为此帖正一正各分的时候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此帖在解放初期回归时，关于此帖真假的问题是有分歧、有争论的。 2、回购方认为此帖是真迹的理由是此帖出于清宫，后流入民间，帖中有乾隆题跋、印章等。 3、反对回购方认为此帖不是真迹的理由是此帖在宋朝时就已有定论了。所以劝告回购人员，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反对回购人员问乾隆。 4、由于反对方的反对，所以启功认为：“此帖近千年来一直受宋朝那次鉴定的影响。” 5、启功要将这不好的影响改变过来，所以启功讲：“现在是到了该为此帖正一正名分的时候了”。不能再让这不好的影响继续下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启功鉴定此帖是真迹的时间是（1983至1990年）期间。而一贯主张：“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的郭沫若是在1978年去世的。反对此帖是真迹的主要人员离世了，启功便可以大胆的、毫无顾忌的来为此帖正名分了。启功恰恰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来改变宋朝对此帖的鉴定。至于帖文中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启功直到去世也没有跟广大读者交代清楚。 二、鉴定部分 在故宫《伯远帖》的鉴定部分中，启功屡次的提到此帖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这是因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潘吉星研究员，不能够确定故宫《伯远帖》的用纸是晋纸，需要取样做科学检测后方可确定。而故宫《伯远帖》由于装裱的原因，又无法取样。所以启功认为此帖用纸的纸质问题，是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其实宋朝在鉴定此帖时，根本没有提到此帖用纸的纸质问题。是启功别出心裁的制造了这么一个话题，此帖用纸的纸质问题，同样不是此帖认定真假的要件。主要原因是启功没有见过王珣的字迹，凭主观想象来制造话题。除了此帖用纸的纸质问题的争论之外，关于此帖真假问题还有许多的争论，例如： 1、首先是关于适用法律、法规认可问题的争论。解放初期，郭沫若曾提出宋朝米芾对此帖的鉴定是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主张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的观点。不同意将乾隆的所作所为认定为鉴定此帖真假的证据。而回购人员恰恰是认为帖中有乾隆题跋、印章等，将其认定为真迹。 2、是关于对宋朝鉴定认可问题的争论。明末清初，帖中原有宋徽宗题签、印章等宋印迹被割掉、刮去、乃是对此帖是真迹不认可的表现。同样吴其贞《书画记》中唐人廓填之说，也是对此帖是真迹不认可的表现。他们都是受宋朝那次鉴定的影响。可以看出吴其贞对宋朝米芾的鉴定是深信不疑的，故断为“唐人廓填”。主要原因是因为吴其贞同启功一样，他们都同样没有亲眼见到过王珣的字迹。对王珣字迹的字形缺乏了解，所不同的是吴其贞对宋朝米芾的鉴定深信不疑。而启功却要废弃宋朝米芾的鉴定，改为对清乾隆的所作所为的行为深信不疑。可以看出吴、启二位的鉴定结论都不是认定此帖真假的要件。 3、是关于实事求是问题的争论。宋朝时期，此帖真假问题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宋徽宗认为此帖是真迹，而米芾则认为此帖不是真迹。是不是真迹的关键是有没有参照物作比较鉴别，没有比较，鉴别也就无从下手。米芾是根据他曾在检校太师李玮处亲眼见过王珣书的字迹为依据的。他将御藏《伯远帖》与李玮处所藏王珣书的字迹做一比较，他断定御藏《伯远帖》的字迹，没有一笔是王珣写的。通过对两种字迹的比较，针对此帖字迹的鉴定是实事求是的鉴定。 4、是此帖用笔形制与其笔墨特征不合的事实尚未解决。此帖用笔形制与其笔墨特征不相吻合这是事实。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笔，有心笔的主要特征是吸墨少，行笔中常常出现开叉与散锋的现象，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锋，枯笔多见散锋，顿笔处有贼毫冒出。可见有心笔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笔墨特征，在故宫《伯远帖》中均无体现。 笔墨特征与毛笔的形制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形影不离的关系，宋朝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载：“熙宁后，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可见从这时起有心笔逐渐被无心笔所代替，而故宫《伯远帖》又恰恰没有有心笔的笔墨特征。这说明此帖不是出于晋帖，因为书写工具有心笔是“形”，而笔墨特征则是“影”。具备什么样的“形”，才会出现什么样的“影”。要认定此帖是真迹，“形”和“影”不相吻合，就是一件特异的事情了。根据笔墨特征与书写工具的分析判断，故宫《伯远帖》的写作时间，是在宋朝熙宁元年（1068年）无心散卓笔问世之后，最早不超过散卓笔最初问世的时间。最晚也不超过崇宁元年（1102年）米芾为朝廷内府所藏书画作品鉴定的时间。故宫《伯远帖》问世时间不长，便赶上了米芾为朝廷内府所藏书画作品进行审查鉴定，难怪米芾断定此帖的主人是：“纵任自喜，古雅余者也”。 既然故宫《伯远帖》的写作时间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之间，那么再根据米芾为此帖的鉴定中所讲：“即此真行，已足名家”认定的结论，可以顺利查到当时的名家有苏、黄、米、蔡这四人，其中最大的造假嫌疑人就是苏轼，理由如下： （1）查苏轼生平，苏轼于（1101年）去世。而米芾是（1102年）为此帖进行鉴定的。此帖的真假之事因苏轼的离世，而无法对质查证，故而导致了米芾与宋徽宗激烈的争论。苏轼符合米芾已足名家的认定，属于名人造假的范围之内，而且造假的时间与他的生平相吻合。 （2）查苏轼守旧，平生喜欢使用有心笔。因为此帖是进献皇帝投其所好的献媚作品，故意改变自己平生的用笔习惯。其目的是掩人耳目，属故意造假的类型。恐人辨认出是苏轼所写，便一改平生喜用有心笔的习惯，而改用无心笔书写。进而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采用改变平生用笔形制的办法，用欺骗的手段，进行造假活动。是苏轼造假的方法。 （3）隐匿了原帖中的落款，多加了一个“临”字。属于去、改他人落款的造假范围。这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造假手段。造假者因心中有鬼，所以最后加了一个“临”字。宋徽宗辨不出来便罢，一但宋徽宗认出此帖不是真迹，便以临仿品为由加以应付。是苏轼造假的手段。 （4）由于用笔形制的不同，帖中缺少有心笔的笔墨特征，虽然缺少有心笔的笔墨特征，但在帖中还是深深的留下了苏轼长期习惯使用有心笔的笔法。如帖文“期”字中的“月”字，横折钩本来是一笔完成的。但是可以看到横折后又提笔再下的动作，在竖笔的中间有接笔的现象，极不自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造假者长期习惯使用那种转折不大灵便，转折处往往提起再下的有心笔，突然改用了其他类型的书写工具而不适应的结果。正如徐邦达所言此帖的笔触特点“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特异的了。”事实证明，故宫《伯远帖》的造假方法，是造假者刻意变换了自己长期习惯使用的书写工具来完成的。 （5）查张伯驹《宋四家书》中写到“苏书则出自《伯远帖》”（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从张伯驹言“苏书则出自《伯远帖》”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苏书与《伯远帖》在笔法的执笔、运笔等诸多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伯远帖》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苏书,形式上看它是《伯远帖》，但究其本质它就是苏书。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的时间之内，运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完成特殊形式的苏书。故宫《伯远帖》就是一件已足名家的苏书。它特殊就特殊在正如徐邦达所言“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特异的了”。米芾所断定“即此真行，已足名家”指的就是苏轼这位名家伪造此帖。这里一古一今相互印证，证明了故宫《伯远帖》的造假是名人造假，这位名人即是宋朝的苏轼。 通过对故宫《伯远帖》用笔形制与笔墨特征不相吻合的分析，了解到此帖的造假时间是在熙宁后至崇宁前的这段时间之内完成的。 根据米芾鉴定“即此真行，已足名家”断言，查出这段时间内的名家有苏、黄、米、蔡四人。再根据张伯驹《宋四家书》中对各位名家的评论，查出这四位名家当中只有名家苏轼造假的嫌疑最大。 首先查苏轼这段时间内在世，有造假作案的时间。苏轼在米芾为朝廷内府所藏书画作品鉴定的前一年离世，这就导致了米芾与宋徽宗关于此帖真假的激烈争论。因苏轼的离世而变得无法当面对质查证。 再查苏轼平生习惯使用有心笔，而此帖造假时却使用的是无心笔。其造假的方法是改变自己长期习惯使用有心笔的个人风格和习惯。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 进一步查苏轼的造假手段是去掉原帖中的落款，改为一个“临”字。苏轼明知造假本身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说明他心中有鬼，心虚的表现。采用去、改落款的造假手段，一旦被辨别出此帖是假帖，便以“临”字当挡将牌，说是临仿品。 再进一步查苏轼造假的目的。其造假的目的不是为了习作，更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献媚。为了投其所好当朝皇帝而造假。是造假的动机。唯恐自己的造假行为会暴露，便一改自己平生长期使用有心笔的习惯。是造假的方法。 又进一步查此帖在书法史中的特殊性，属于名人造假，隐蔽性很强，欺骗性胜大，容易被人误判。徐邦达认为此帖的笔触特点“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特异的了。”就是因为此帖是名人造假的原因。一般不会将造假与名人联系到一起。 可以看出苏轼具有同时具备造假的时间，造假的动机，造假的方法及造假的手段和造假的目的，等各项作案的事实。又符合米芾认定此帖是出于已足名家之手，是属于名人造假的论断。笔墨特征与张伯驹对苏书和《伯远帖》笔法的研究分析，认为二者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以及徐邦达认为此帖在中国书法史中的特殊性，“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是最为特异的了”。综合分析认定此帖就是一件特殊的、变相的苏书，是已足名家，名人造假以假乱真的假帖。 5、是关于识读与认定事实的关系。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识读。在本次鉴定中，谢稚柳与启功就故宫《伯远帖》的识读问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个是“宝”字，谢稚柳认为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应该读“实”，而不应该读“宝”字。另一个则是“分”字，谢稚柳认为这个字应该读“心”字，不应该读“分”字。而“别”字，应该读“biè”而不应该读“bié”。“分别”应该读成“心别”是心中别扭的意思。而启功则以“宝”字潦草和“分”微残为由，将几个有争议的字强行确定了下来。谢稚柳认为此帖根本无法阅读，表达不出王珣写这封信是什么用意，给人总的感觉不像是真迹。启功表示，《伯远帖》开始就是“珣顿首”，看来应该是王珣的真迹。 至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于故宫《伯远帖》真假问题的争论从古至今由来已久，争论一直从未停止。争论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并不是启功所说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的问题，可以明显看出，纸质问题是启功为废弃宋朝正式、合法、有效的审查鉴定，紧抱乾隆大腿不放，而硬生编造出来的，不是话题的话题。 十分明显，故宫《伯远帖》的造假行为是由苏轼完成的，而将假帖变为真迹的护假行为则是由启功来完成的。苏轼的造假行为与启功的护假行为同属作伪的行为。这就是伪在书画作品中的涵义，苏轼与启功同为各自当朝书法名家，名家造假，护假具有隐蔽性强，欺骗性大，不易被查觉的共性特点。所不同的是，苏轼的造假行为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不敢光明正大的使用自己平生习惯使用的书写工具，改变自己平常用笔的个人风格和习惯。而启功的护假行为则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以吴其贞《书画记》被乾隆从《四库全书》中撤出为依据，来废弃原宋朝对此帖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为护假的合理化还制造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如“非摹是写”及“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等论调。实为变古乱常，造成了古代书画作品有序流传的混乱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