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徐悲鸿先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等作品集，并推荐出版齐白石画集、左恩(初伦)画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另外尚有推荐作者、书稿，叙说时事、游历、家庭状况，托办邮寄书籍、支取款项等事，内容极为丰富。徐悲鸿先生以画著称于世，但书法作品尤为罕见。

　　房地产招标，徐悲鸿走总编辑后门

　　民国时期的出版商，往往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销机构。小的书商靠代销、赊销的方式，而大的出版商直接开设分局，例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专门的分局。有的甚至开到了新加坡、日本等海外。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旧址，至今仍屹立于南京市白下区杨公井，是一座具有典型民国风格的两层小楼，现在是南京市古旧书店的店面。南京是大地方，中华书局在这里设置分局，自然是众多地产开发商争夺的一项大标。关系自然就通过各种渠道，托到了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那里。1932年9月7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弟之房屋，为此间新华公司建造，其经理卞君人极笃实。此次尊处宁(南京)分发行所，新华亦往投标，倘其价格在可能范围内，乞兄为力玉成其事。好在尊处派有工程司监工，无有不妥者也。宁局位置适居要冲，故各公司皆愿承造。”可见竞争很激烈，而这位卞经理辗转托了大名人徐悲鸿，自然中标是不在话下了。

　　徐悲鸿之所以能和舒新城关系如此密切，实是因为舒新城能与之惺惺相惜。舒新城本人也是学者、教育家，对学术、文化具备独到的眼光，所以有充分的度量善待作者。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出，徐悲鸿经常是走到哪里，就要中华书局将稿费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从不拒绝。甚至徐悲鸿要求将稿费提取部分，送与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样照办。可惜因为徐悲鸿与夫人不睦，这笔钱被老泰山不客气地退回来了，舒新城也不以为忤。这是后话不题。

　　《悲鸿绘集》印成，徐悲鸿就迫不及待地与舒新城讨论起营销方法来。1931年3月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即陈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大概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而由中华书局“开风气”。时下的遍布全国的签名售书，其手段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就有肇端了。

　　田汉被捕，徐悲鸿尽力斡旋

　　1935年2月19日晚，《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因政治原因在上海家中被捕。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徐悲鸿、宗白华都亲自出面营救。直到“文革”时期，田汉仍被称为“叛变投敌”，致使国歌的歌词因为是叛徒写的，也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度改为“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田汉与鲁迅也曾交恶，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之一(其余三人是阳翰笙、夏衍、周扬)。这个称谓也成为后来田汉受迫害的把柄。

　　田汉入狱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资料较少，而这次公开的书信中，1935年3月15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即专谈营救田汉之事。从这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田汉曾做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所以舒新城请徐悲鸿帮忙解救田汉。因为徐悲鸿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斡旋起来比较方便。徐悲鸿就先写信给叶楚伧(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谋求宽大处理，又怕找一个人没有用，就找张道藩(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CC系骨干)说情。张道藩的回答很有趣。张说，党内正对自己不满，议论说：“张同志不服务党部，专做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徐悲鸿，我张某人已经帮了忙，但立即释放也不现实。所以要“将他略关一关，消消气”，不打算和田汉较真。田汉是有社会影响的作家，软禁一段，也就罢了。这封信正透露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待田汉这样的左翼作家的态度，而过去统治者对待文人的权谋，大概都是如此。

　　田汉果然被软禁了起来，但被安排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乙所。一般对受优待的政治犯，都关在这个地方。

　　徐悲鸿交游广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书稿、画作、文章。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即有齐白石、杨大金、蒋丹麟、杨度、周涤钦等人。而齐白石的成名，更是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徐悲鸿不仅在人前称赞齐白石，为其举办画展，亲自上门拜访外，还把齐白石的画作推荐给中华书局，寻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为齐白石画集之事的。甚至盛赞：“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湖南人，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深愿先生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官司，当时曾轰动画坛。二人因理念不同，发生分歧，以至于在《申报》上发表公开启事，互相攻讦。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刘海粟亦有一册在尊处付印，如彼所印将先出版，则弟将以此部交中央大学刻入丛书，与尊处所约即须取消。”1932年9月5日又说：“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行见流毒社会。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谥尊处之于美术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不能辩矣。”

　　感情遭到阻挠，徐悲鸿在信中破口大骂

　　徐悲鸿一生情感很是波折。对于情感纠纷，有些人是避而不谈的，可徐悲鸿并不是这样，反而到处向朋友倾诉，所以书信中这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

　　徐悲鸿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因是包办婚姻，家里人强迫他举行了婚礼，并生了一个儿子，但不久妻子逝世，儿子也因出天花夭折。1917年，徐悲鸿与心仪他已久的蒋棠珍私奔到日本，终于结为伴侣。

　　徐蒋二人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患难生活，渐渐有了隔阂。据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1930年12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寄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正与蒋碧微的回忆相印证，可见到此时徐悲鸿的复杂心情。蒋碧微回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 1931年暑假，徐悲鸿突然在宴会上离家出走，乘火车前往上海。谢寿康赴上海寻找，徐悲鸿坚不回南京，最终答应到庐山牯岭陈散原处盘桓。经谢寿康斡旋，蒋碧微也携子来牯岭与徐相会。

　　在与蒋碧微感情逐渐冷淡的同时，徐悲鸿认识了学生孙多慈，并与之感情日渐深厚。自1931年开始，徐悲鸿希望孙多慈早日成名，即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制画作。1935年4月8日，徐悲鸿嘱孙多慈携画稿赴中华书局，请舒新城为孙集作序，并致信舒新城称：“前承兄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安善。”

　　五日后，又致信详细安排孙多慈出版画集事宜，为早出书以满足孙多慈的迫切心情，语气极为恳切急迫，称孙多慈“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特请弟转恳早日付印，愈速愈妙，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又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莲花，其光芒应被全世界。”此后6月20日、6月26日、7月8日屡屡催印，甚至要求“他日慈集出版时，各分馆内须广为宣传”。

　　1935年7月13日，徐悲鸿为孙多慈办理赴比利时出国留学事宜，致信舒新城，要求“请速将慈集两册送至亚尔倍路中法工专褚民谊(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孙多慈赴比利时留学，需要获得此委员会的资助)先生收。拜祷。此事若不成，弟精神将生重大变化，可叹可叹。”

　　但在这个时候，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也采取了报复行动。她找到褚民谊，把徐悲鸿和孙多慈的事讲了一遍，褚民谊当即告诉他：“这件事(留学的事)没有希望。”孙多慈也因失望回到了老家安庆。于是我们从1935年8月8日的信中，可以看出徐的失望：“弟在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此时彼困守安庆，心戚戚也。”但舒新城也无能为力了。

　　1939年，徐悲鸿赴新加坡，此时与孙多慈之关系也进入了危险时期。二人书信来往，时而火热，时而冰冷。终于，由于地域悬远，加上孙多慈的父母阻挠，1939年7月26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慈自四月十四日来一极缠绵一书后，两个半月，毫无消息……她那二老糊涂!混蛋!该死!大概不会得好结果!”

　　同年1939年10月16日，大概是与孙多慈的劳燕分飞已成定局，徐悲鸿在致舒新城的信中仿苏轼作了一首双声诗(即诗中所有字声母相同)：

　　遗韵忆犹豫，音容隐易颜。莺莺缘已矣，抑郁又奚言。

　　此时徐悲鸿与孙多慈天各一方，重逢已无可能，只不过寄托了他深深的叹喟而已。